二、本案是否一起共同犯罪案件？

    共犯构成是对一般犯罪构成的修正，与一般犯罪构成的区别，就在于共犯的各行为人之间，主观上具有犯意的联络或沟通，客观上具有共同意志支配下的整体涉罪行为。我在前面讲了本案的共犯类型属于任意、简单共犯。其实共犯分类是有多重标准的，持反对观点的人似乎仅注意到了共犯中有分工、有配合的“复杂”类型，并以此为标准评价本案，最终得不出构成共犯的结论也是自然的。

    与“复杂共犯”类型比较，本案更符合任意共犯和简单共犯的构成。表现在，本罪既可以由单个人独立实施，也可以由犯罪团伙整体分担实施。重要的是案件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明确犯罪分工，其“分头排票”行为，不过是一种共犯实行行为的“分担”，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分工，只具有简单共犯的特征。但即使是简单共犯，也可以有主、从犯之分，从作用上看，杨庆兰和陈国民的购票数量较其他人大，应该是本案中的主犯。

    对于简单共犯，应适用 “部分实行、整体责任、区别对待、罪责自负”的原则。所谓“部分实行、整体责任”，就是说，简单共犯的行为人，只要彼此间已经有明确的共同犯意沟通，并分担了整体行为中的部分实行行为，其就要对全部共犯后果承担责任；所谓“区别对待、罪责自负”，就是说在区分主、从犯的情况下，要依其不同作用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分别进行处罚；所谓“罪责自负”，是说各共犯嫌疑人只对共同故意下的实行行为承担责任，对他人超出共同故意的实行过限行为不承担责任。

    具体到本案，尽管有些行为人，购票数量很少，有的甚至并没有买到票，而只是半路介入、欲参与分票并拟高价出售，有人认为让这类行为人“承担整体责任”未免不公，我认为并非如此。其实，让这部分人承担共犯整体责任的依据，一是源于行为人对其他共犯人先前购买（犯罪既遂）行为的认可；二是由于他的加入，而进一步助长了共犯团伙继续实施“高价倒卖”行为的嚣张气焰，并会使“高价出售”行为更易于得逞，使整体的社会危害加重；三是在理论上，这类人应该被称作是“承继共犯”，在共犯前一个行为既遂、后一个行为开始时，其他加入的共犯起的是“承前启后”作用，这恰恰就是这类人承担“整体责任”的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