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争讼阶段的和解

　　争讼阶段的和解，包括行政复议中的和解、行政诉讼中的和解以及非诉行政案件中的和解。一般认为，关于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在一定制约之下，作出该行为的行政主体及其上级行政主体具有撤销权限。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请求，是以被告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理由的撤销请求。在复议、诉讼或非诉案件的过程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认其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或不当的瑕疵，因而承认相对人的请求，双方达成和解，在实定法上应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在复议中撤回复议申请，在诉讼中撤回诉讼请求，以及在非诉行政案件中撤回执行请求，都是和解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在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中，不仅从理论上说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而且有一定数量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这样结案的。[9]

　　行政强制是基于民事强制的有关制度而创建、发展起来的。既然在民事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那么，在行政执行中，只要存在“可处分性”或者裁量的幅度或限度，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由于行政案件的特性决定了行政执行的和解量要远远少于民事执行中的和解。

　　行政机关既然有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处理决定，也有权在一定幅度或范围内选择处理决定并且有权撤销原处理决定，那么，为促使相对人履行行政行为所确定义务，避免人为制造的违法现象的发生，行政机关就应该具有通过和解方式了结行政争议的权能。尤其是在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行政执行的和解将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争讼中的和解，更值得肯定和提倡。[10]

　　四、对行政强制中和解的控制

　　当然，我们说行政强制可以和解，并且必须实行和解，并不是意味着和解可以无视依法行政或法治行政的原理。毋宁说，行政强制的实施，无论是立法层次的，还是执法层次的，或者是争讼阶段的，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法律的根本精神来进行。

　　首先，在立法层次，如果对有关规制事项能够有较为全面且正确的把握，就应该尽量避免对幅度和范围等的过度宽泛设定。或者说，应当针对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及时清理、修改和完善有关标准、幅度和范围等的立法。

　　其次，在执法层面，必须强化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的措施，致力于对现行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政策的理解，以确保其正确运用行政强制和解的权力，在确保公共利益得以维护和实现的同时，尽量容纳私人——行政管理相对人或者相关人的意见，维护或实现他们的利益，以形成一个祥和、协力、共同奋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