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 参见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5-6页。

　　[178] 转引自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79] 纠纷结构的类型化分析，参见本文“功能比较”部分。

　　[180] [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181] 参见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10页。如在一个意大利人聚集区：“劝说他们中的某人报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们避开所有社会控制的公共机构。他们以一种极不正规的方式来处理纠纷、合同以及商品买卖，通常仅限于直接的各方当事人。”而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同民族的人。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第92页。

　　[182] 参见徐昕：“为什么合作？——华南一个民间收债个案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3年第2期。

　　[183] 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13页。

　　[184] 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第19页。

　　[185] 同上书，第17页。

　　[186] 同上书，第13页。

　　[187] 同上书，第35、65页。

　　[188] 同上书，第58页。

　　[189] 官员收债不仅运用私人力量，还“搭便车”非正式地运用国家权力，故更有效地解决纠纷便在情理之中。

　　[190] 参见徐昕：“国家的态度：民间收债和私力救济的表达与实践”，《中外法学》，2004年第1期。

　　[191] 私力救济是一种高度分散、私人执法的社会控制机制。私人执法其实是社会普遍特征：许多法律既可由公共机关也可由私人执行；公共机关向告发者支付赏金引进了私人执法作为公共执法的补充；正当防卫实质是国家来不及执法时私人代为执法；私人自保（如雇保镖）、调查（如雇私人侦探、发布私人通缉令、商场搜身）、处罚（如私人罚款）行为，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公共执法之替代。关于私人执法，如见徐昕：“法律的私人执行”，《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William M. Landes  Richard A. Posner， “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 4 （1975），p.1.

　　[192] 参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193]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自由民特定情形下有权实行私力救济，如法典第21、25、129条，并以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为主要救济手段，如法典第196条、197、198、200、205条。

　　[194] 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82页。

　　[195] Hazel Genn，Paths to Justice：What People Do and Think About Going to Law，Oxford：Hart Publishing，1999.

　　[196] 现代美国绝大多数纠纷并非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例如，Marc Galanter，“Reading the Landscape of Disputes”，UCLA Law Review，vol. 31 （1983），pp. 4-71.布莱克等人研究表明，在美国，当公民可采取法律行动时，他们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不会通知警察或律师，即便通知，警察或律师采取正式行动的可能性也很小。如1000美元以上的民事案件，只有1/10的美国人会与律师联系，律师只就其中约1/2的案件起诉，起诉后90%以上的案件可庭外和解，故此类民事案件只有不到1%经法庭审理。参见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5页、第21页注41-45及引证的文献。

　　[197] “在日本，私的纷争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往往是以‘逃避法院’的形式通过法外渠道妥协解决的。”[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 （1-4），李薇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页。又如，“日本民事诉讼利用者调查结果报告书”，林剑锋译，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