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意，有些法学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习惯，但却以其他的话语方式实际讨论了习惯对法律的重要影响和意义，例如布莱克斯东、伯克的“自然法”（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翰。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特别是第25、29章）， 哈特的“承认规则”（见，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 Clarendon Press， 1994， p.6）以及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见，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 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条，“民事、法律无明文者，依习惯”；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项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法院应依习惯法裁判之”；日本民法总则第92条规定，“惯习如与法令中无关公共秩序之规定有异，关于法律行为，依其情况，得认当事人有依惯习者，从其关系。”此外，日本商法第553条，德国民法第242条以及民国民法典第372、429条均明确承认习惯的地位。

　　[3] 英国的“普通法大部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David M. Wal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