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的特殊需要。面临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当承担与其历史和现实责任以及当前的能力不成比例的不合理的义务（即具体的限排指标）。而且，关于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一般承诺，公约第4条第7款也特别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担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本国批准《京都议定书》前提的作法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二）科学证据不充分

　　布什反对《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个理由是对于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在此情况下进行二氧化碳的限排从经济和技术上都是不合理的。如果单纯地从成本效益原则来看，布什的理由确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象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有其特殊之处，不能简单地强调采取预防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而是要更多地考虑环境风险的预防。

　　为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国际环境法根据环境问题的特点确立了风险预防原则。所谓风险预防原则，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该原则是环境恶化结果发生的滞后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而提出来的。环境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其通常是透过广大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经过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一方面，环境问题的所造成的损害或其危险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为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它往往要在环境中持续作用一定的时间，从而具有缓发性；另一方面，其所引起的风险后果（包括疾病或其他损害）多具有潜伏性，一般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爆发。而囿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损害环境的活动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后果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认识，有时甚至存在矛盾而无法证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科学家目前的认识截然相反。主流观点认为工业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气体会导致“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但也有相当多的科学家认为这些气体会产生“阳伞效应”，使全球气候变冷。不过，有一点是已经得到所有科学家所公认的，即无论气候变暖或变冷，都会给全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如何，国际社会都意识到要对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进行限排，而不能坐等“冷”或“暖”的结果的出现。

　　风险预防原则最初是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由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后来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全球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并在1992年里约会议后开始适用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得到了1992年《里约宣言》、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等重要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确认，成为一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规则。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造成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不应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这些措施。”很显然，在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排放温室气体会引起全球变暖并对给全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国以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为由拒绝承担限排义务违反了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