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缔约自由”，我们可以谈一谈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区别。通俗地讲，临时仲裁是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将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一个非常设的仲裁机构（比如他们选定的一人或数人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并裁决的仲裁方式。这种方式花钱更少，也更灵活，仲裁员的资格往往也不受限制，仲裁程序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和特定事实来安排。因此，有些人就认为机构仲裁的水平更高；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因为：一来，很多大法官建议当事人事前在合约中对仲裁员的资格提出要求；第二，在仲裁中途，当事人有权申请撤换不合格的仲裁员；最后，有些仲裁机构的水平也不高，因为它们为了扩大规模，常常把某些不合格的人员列入机构仲裁员的名单中。当然，机构仲裁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说，不太容易产生仲裁员向当事人“敲竹杠”的现象；而且，如果发生当事人与仲裁员矛盾较大、无法合作等情况，由机构以第三人身份出面调合，效果要好一些。

　　三、英国对仲裁的管制

　　在英国，由法院对仲裁人员进行管制。一方面，法院把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仲裁员；另一方面，强调“自然公正”，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中的法律部分可以上诉，“让法官讲最后一句话”，这很符合“司法作为权利的最后守护人”这一传统理念。过去，英国判例法甚至认为：约定“对仲裁裁决不得上诉”的仲裁条款是无效的，因为它有违一个法治国家中“司法是最高权威”的原则，或者说，它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所以，在英国，陷于一切国际商务纠纷的当事人都有望得到法律的救济。

　　仲裁决定书包括事实部分和法律部分。法律部分与证据无关，多是先前判例的适用、学理的推理，以及对规则或合同条文的解释。对法律部分可以上诉；法律部分又可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仲裁程序若违反自然公正，比如对双方无争议的事项进行裁决，则构成“不良行为”。

　　自然公正（Nature Justile）在仲裁中的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裁判者应保持中立，保证没有自身利益掺入被裁决的事务中。第二，裁判者应为各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平等的程序救济。其中，前者是首要的。

　　比起法官来，仲裁员更难以做到“保持中立”；因为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薪俸来讲，仲裁员不可能像法官一样，严格地与商业利益和社交活动隔绝。“保持中立”可以被具体化为（1）若有自身利益涉及争议事项，仲裁者应回避；（2）避免单方接触。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曾做过“中原公司”的顾问，但只是一个挂名，已有七八年没有什么业务往来。最近，在仲裁一个案子时，发现有中原公司的利益牵涉其中；如果中途撤换仲裁员，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损失都很大。于是我决定辞去公司顾问这个职务，因为只有中立者才能更好地判断是非，其裁决才能更让人信服。还有一个例子：我儿子所在的一家英国律所委派我做仲裁员，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首先，如果我拒绝，按照同样的考虑，只要这家律所为任何一方当事人服务，我都要回避，这就大大影响了我的工作；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做到公正，能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其次，香港律师公会将引起回避的“亲戚关系”限定为夫妻关系。但是，我还是把自己仲裁的所有与这家律所有关的案子都做了记录，一旦日后被人指控“不中立”，它们就是我的辨解证据之一。我们（仲裁员）就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单方面接触常被认为是仲裁员的不良行为之一。它要求仲裁员应自觉地避免与一方当事人单方面接触，包括以电话、网络等方式接触；即使是见面会谈，也应该做好谈话记录。对仲裁员的要求尚且如此，法官就更应该严守中立；现实中，常有中国法官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的现象发生，如果中国法官不杜绝这一现象，中国法院的判决就永远不可能在国外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