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自卖为奴的先定约束》一文中，讨论过“自卖为奴”之所以不合法，“乃在于这种契约行为的不可逆转性”，在于其违反法律的逻辑。[注9]当时几欲脱笔写道，死刑之所以不合法，也是这种逻辑的要求。但我当时还是保留了应有的谨慎，仅点到为止。现在也不想突破这种谨慎，仅想补充，“刑罚上的奴隶”一旦接受死刑，那么什么都不可逆转了。

　　由于未能占有详细资料，我对古代中国“自卖为奴”的契约是否可以逆转不能做出准确而详尽的分析。但一般而言，在古代中国“自卖为奴”的契约行为中，自卖为奴者赎身或者“自卖为奴”的契约本就有一定的期限，却是可以想见的。这与古罗马有所不同，在古罗马，奴隶纯粹就是财产，只能通过主人的释放而获得自由；而且，法律还规定了在某些情形中主人不得释放奴隶，以免欺诈债权人。[注10]中西方的这种不同，是大可研究的。我隐约地感到，在中西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奴隶。

　　如果我的感觉是对的，进一步，我和俞江先生又走到了相反处：中西方的差异，不是两种契约-“身份型契约”和“自由型契约”-的问题，而是两种奴隶的问题。在西方，奴隶是财产；在古代中国，奴隶仍然是人。这不仅是“信”的要求-不为人，又谈何“信”？而且也可从中国古代士大夫“亦主亦奴”的身份中看得清楚明白。“奴才也是人啦！”-这在古代中国不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简单地说，西方的奴隶需要锁链，而中国的奴隶有“信”，进而有“忠”、“孝”、“仁”、“义”等等“法锁”。[注11]

　　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国人的奴性都十分反感。但我敢肯定，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九如果不是奴性十足，也是奴性未脱。[注12]这并不是想冒极端之言：中国没有“真正的人”！-“奴才也是人啦！”，这些人仍然是人。而且，严格地说，比起现代西方那种在“人”上自我欺骗的说教，[注13]这些人更像“真正的人”。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倒是这些人接受了西方关于“人”的自我欺骗的说教，失去了古代中国人“奴才也是人啦”那种诚实。

　　也许正是因为接受了这种欺骗，失去了这种诚实，当代中国不仅失却了“忠”、“孝”、“仁”、“义”等“法锁”，而且，连“信”这种最基本的“法锁”也危危可岌。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信”的“法锁”的动摇，才有俞江先生主张在由“身份型契约”向“自由型契约”迈进时，还得最终走向那种不明不白的“诚信契约”。

　　与“身份型契约”相对的“自由型契约”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型契约”更多地是在制造含义不明的“身份”。比如“元首”，真正的含义是“第一公民”，但我听着就有黑社会“老大”的味道。另外，格式合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这种自由签订的合同到底有多少“自由”的含金量，是可疑的。

　　法律在价值上应该诉求“自由”，或应以“自由”为目的。但这不是由“身份型契约”走向“自由型契约”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改弦更张，由主张“从身份到契约”改为主张“从契约到人权”就可以实现的。“自由型契约”也好，“人权”也罢，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都太冠冕堂皇、太形而上了！想一想，在古代中国还有“人命关天”一说，这可视为国人最基本的人权；如今“天”已不再，人命关乎什么？[注14]-如果仅仅关乎从海外进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权”，人命如草芥什么都不关乎，就不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