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委员会在个人来文机制中的作用及当前面临的挑战

　　委员会在促进和实施《公约》规定权利方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委员会步履为艰的实践表明：在《公约》及议定书的起草阶段，起草者应该明确赋予委员会履行不同职责的权利并确定这些职责的目的。而且在叙述委员会的职责时应采用更强有力的文字，例如，《公约》可以规定授权委员会对缔约国依具体的方式“适用”公约，“实施”或“发展”公约规定的权利，也可以规定委员会可以通过在审议缔约国报告后作出的意见、向所有缔约国做出一般性意见及审查个人来文后的意见的方式详尽地解释公约规定的权利。事实上，起草者们没有这么做，导致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时常陷入困境。实践中，委员会解决困境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少做评价，在必须做时就以极其谨慎的态度，采取谨慎的措辞。《公约》第40条以苍白无力的语言规定了委员会的功能和工作的程序。根据第40条，缔约国的定期报告交由委员会“审议”，　委员会应“研究”本公约各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并应把它自己的“报告”以及“它可能认为适当的一般建议”送交各缔约国。《公约》议定书中有关个人来文的规定更能说明以上的问题。议定书第1条和第5条规定，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个人来文；委员会举行“不公开 ”的会议审查个人来文；委员会应向关系缔约国提出其“意见”。但议定书的序言中明确地表明为了《公约》达成的目标和实施《公约》各项规定，授权委员会接受并审查个人来文，笔者认为由于议定书具体条款对委员会审查个人来文的规定限制太死，委员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约》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目的是有疑问的。委员会不是司法机构，也不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职权，它就个人来文做出的决定只是“意见”，对缔约国没有法律约束力。 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这些意见要通过成员国得到落实。遵不遵守委员会的“意见”，完全取决于关系国的自觉，议定书本身没有规定任何防止关系国不遵守“意见”的有效措施。相比较《公约》规定委员会职责的无力的措辞，《公约》在规定缔约国的义务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语言，规定了直接的强制性义务。如，《公约》第2条在规定缔约国的义务指出：“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然而，如果缔约国违反它应承担的条约义务该如何承担责任，是通过人权事务委员会还是由公约其他缔约国采取措施？《公约》没有明确的规定。事实上，尽管人权事务委员会是监督《公约》实施的机构，但由于委员会本身性质的局限性，它在强制缔约国履行义务方面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外，其他公约也有类似情况存在，即公约规定了缔约国的严格义务，而监督公约实施的机制却在真正促进公约实施方面软弱无力。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公约》规定的个人权利，防止缔约国违反《公约》规定的义务，应加强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监督力度，在一定情况下赋予人权事务委员会采取制裁措施的权利。

　　人权事务委员会是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成立的，它的三个方面的活动没有涉及其他人权公约及习惯法，但考虑到《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和它的缔约国数目，它们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范围。《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主要反映在五个大类的权利，缔约国对这五类的侵犯权利可能会通过个人来文的方式呈送到委员会。这五大类的权利是：第一：个人人身的权利，如生命权、免受酷刑、不得被任意逮捕或拘禁。第二：逮捕或拘禁等限制人身自由应符合合法的程序及剥夺个人自由时司法的公正。第三：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平等保护的原则。第四：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有权持有主张、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对这些权利的限制仅限于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第五：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公约》还有些条款不在上述归类的范围内，如《公约》第1条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委员会在其 “意见”中指出此权利不在个人来文的范围内，以及《公约》23条规定的有关家庭关系的权利 和第 27 条规定的基于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等。多年来，“自决权”等上述权利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引起了包括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法院及学者、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广泛讨论，它们主要强调了实施这些权利的困难。其中大部分的困难也是实施其他权利所面临的问题。人权条约和各国宪法规定的权利范围，对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有重要作用。在这些条款中，它们以庄严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这些权利时可能会有不同理解，这些权利自身产生矛盾或与政府言论矛盾就不可避免，如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公正审判和新闻自由、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及保护国家安全等。为了更好地实现公约的目标，统一解释各项权利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有必要的，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解释这些权利的同时还应该扩大缔约国在尊重、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的义务。当然，这些解释的工作应该由国际社会而非各缔约国国内程序来完成。长期以来，国际法从国家实践中发展了很多与大部分国家利益和行为有关的法律原则，如，外交特权与豁免、公海及专属经济区的航行权等。但国际人权条约及相关的国际法如维护和平的原则、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规则等的发展却与国际法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一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人权条约规定的权利是它们追求的梦想，而不是它们现在的成就。它们的理想不是置身于政府行为之中，而是超越政府行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