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看来，观察样本中显示的负的平均超常收益率是由其他反收购动议而不是反绿色邮件章程修正动议引起的。布哈盖特和杰弗利斯（1988）发现的反收购动议引发的重大负效应与林恩。麦康奈卫（1983）和德安吉罗。赖斯（1983）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布哈盖特和杰弗利斯根据样本期间稍后于早期样本这个事实，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差异作出了几种解释。首先，公众对反收购修正的争论加深了投资者对这些修正的潜在成本的认识；其次，20世纪80年代不断增加的收购活动已经加大了反收购修正的机会成本；再次，由于现有的敌意接管已经无法实施，因此近期反收购修正的边际效应比早期采用的修正要大。

　　布哈盖特和杰弗利斯（1988）还建立了有关接管修正采用的代表权表决程序的理论。他们假定并且证明了反绿色邮件章程修正的基本作用是“隐藏”股东大会上的其他反接管议程。通过详细分析管理层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举的议程，他们发现管理层对采取的反接管措施的描述总是很模糊，难以确定哪项议程是关于接管活动的。对股东很有价值的修正通常被用作诱使股东接受本会遭到反对的反接管措施，这样管理层就可以操纵那些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的表决行为。而处于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例如机构投资者，会分析每一个修正议案的含义。但是，如果当成本超过收益，他们则不会采取代表权争夺或其他方式来阻止这种变动的议案。反收购议案导致的股东财富的小幅减少表明，通知不知情的投资者的成本非常高昂。布哈盖特和杰弗利斯（1988）研究发现，对提出反绿色邮件章程修正的公司来说，反收购修正发生时的收益下跌造成了机构投资者所持股权的增加，这样，尽管在多数情况下，管理层提出的动议事实上都被接受，但知情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层的行为。这个结论与邦德（1987）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邦德发现，对于完全控制权委托和代表权争夺成功的公司来讲，其机构持股比例一般较低。布哈盖特和杰弗利斯（1988）认为，管理层对代表权表决机制的控制给管理层与并不审查代理材料的不知情股东以交换意见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