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批评之二：在法理依据上模糊不清。

　　股东依据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对其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承担责任，其适用的法理依据何在？各国对此看法并不一致。

　　美国是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发源地，主要理论依据有：另一自我理论、出资不足理论或欺诈理论等。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Robert B.Thompson对美国各州近2000个案例的统计分析，法院揭开公司面纱时提到的各式各样的理由多达85个。在英国，一般出现下列事由时，法院比较倾向于揭开公司面纱：（1）反欺诈。利用公司来规避已经存在的义务是不允许的。但仅仅因为公司组建是为了规避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则不得揭开公司面纱。（2）代理。通常在发现存在代理时公司面纱将被揭开。（3）公司集团。有时除了基于集团而揭开公司面纱的法定情形外，一个公司处于一个集团之内的事实，也被看做将之等同于集团内的其他公司的一个理由。（4）信托。在有些情况下，信托概念也被用以揭开公司面纱。 德国法学界的相关理论主要有四种：（1）制度说。认为法律制度对于法人设定了界限，当社员活动违反法律所定法人与其成员的界限时，即可直索社员责任。（2）法律适用说。认为直索问题是法律适用问题，在事实符合另一规范的法律要件时，停止适用原确定法人独立归责的分离原则。（3）折衷说。认为直索适用具有两种情形，一为将法人作不正当滥用，另一为因特定条文适用，需排除法人之法律形态。（4）滥用说，分为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法人形态如果被社员故意滥用于不正当的目的，则可不理会法人独立人格，对社员进行直索；客观滥用说认为，社员将法人作违反客观目的而滥用时，即可发生直索。 日本关于法人格否认的学说大致有五种，分别为狭义说、中义说、广义说、小规模企业否认说和暂定的适用说。

　　我国学者对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法理依据并未进行深入探讨，通说大多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作为在“诚实信用”、“权利不得滥用”等民法基本原则下派生出的原则。这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 对“权利不得滥用” 是否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法律依据；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蕴含着“权利不得滥用”之义，是该原则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将宪法规定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依据并不合适，否则我们也可以据此得出“权利不得滥用”是我国刑法或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的结论，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民法通则第七条是对民事活动所进行的规范，而“民事活动”和“民事权利”明显不是同一概念。因此，就我国目前的制定法而言，难以找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法律依据。从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基本原则”下派生出另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是否合适？又是否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如果认为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系在“诚实信用”原则下派生出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一般情况下，自愿债务人（即契约之债的债务人）在于公司发生契约关系前可以对公司的资信情况进行了解，因此公司人格否认理论通常强调要更注重对非自愿债务人（即侵权之债的债务人）的保护。然而，“诚实信用”原则隐含着保护对方信赖之意，大多运用于契约领域，要求侵权人对被侵权人“诚实信用”，在逻辑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因此，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法理依据何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