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衡量公司治理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曼西提出了三种衡量公司治理制度的经验方法[58].第一种检查公司治理制度表现的方法是侧重于公司治理制度在限制经理人员将公司资源据为己有的能力。承认系统地收集经验数据的难点，曼西沿用了金格尔斯[59]对照有表决权和无表决权的股价的差值来衡量不同治理制度的好坏。这种衡量不同公司治理制度表现的方法是有问题的。首先，这种方法并不是在同等条件下衡量不同公司治理制度的影响。它难以把那种适应了以公司债务融资为主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优点包括进去。例如，在这种方法下，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要明显优越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司治理制度。还有，这种方法不能衡量公司治理对股东经理和职业经理人员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同影响。在美国，大公司的股份是非常分散的。在这种经理人员控制的公司里，高的报酬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经理人员看清只要他们为了剩余资产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而公作，那么他们会获得非常高的报酬。相反在意大利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给经常监督公司经理人员的大股东更高的报酬是无可非议的。不管高报酬是给了意大利的控股股东还是美国的公司经理都没有提供一个规范的或经验的以判别何种制度优劣的标准。再有，对所有者经理的高回报也出现在美国的风险资本退出时的风险资本市场[60].

　　曼西的第二种衡量不同公司治理制度的方法是用经验方法检查企业家将公司股票作初始公开上市的愿意程度。这种方法的类似缺陷是不能完全体现适应了更多地使用债务融资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优越性。换句话说这种方法更能体现更好地适应了股份融资的公司治理制度的好处。以这种方法来衡量的话，德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将远坏于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可是，至今还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德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然更差[61].

　　曼西的第三种衡量不同公司治理制度制度表现的方法是检查公司控制的内外部市场的作用。在曼西提出的三种方法之中这第三种方法是相对中性的。显然，对美国和德国经理的更换比较是有帮助的。在美国，经理的撤换是董事会和收购市场的作用。与此不尽相同的是德国公司中的经理撤换主要是监事会的作用。德国的经验调查表明董事会成员的重要的非自愿变更不仅存在于有严重问题的公司，而且还存在于监事会对董事会的个别成员或全体成员不满的问题较不严重的公司中[62].

　　在美国既大又有竞争的经济中，当金融机构如银行不能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时，公司的股份更有可能相对分散化。在银行不参与时，其它非金融性公司由于经理人员管理知识的企业特定性而不太可能积极参与其它公司的公司治理。非金融公司的股份分散性要求有其它的监督机制。尽管美国限制了金融机构在其它公司的治理作用，它却鼓励了相对活跃的收购市场。收购市场对低效的公司经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潜在威胁[63].如果公司的不良表现确实是由经理人员差的管理技能所造成，那么收购市场为收购公司提供了撤换坏经理的机会。虽然美国的收购市场相对活跃，该市场跟80年代相比则处于低潮。公共选择理论能解释这种变化。广为流行的舆论限制了立法者，而作为公共舆论快乐的受益者的经理们则被受诸多法律限制的微弱的收购市场保护起来了[64].

　　收购市场在美国作为一种惩戒机制的衰落使人们开始关注内部监督机制。近来，法律改革倾向于加强董事会的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任命更多的非执行董事来进行的。尽管有人认为在股份非常分散的公司中的内部力量太微弱而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对过剩能力作出反应[65]，但是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罗森斯太恩和瓦特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的任命有明显的股价增加效因[66].他们的研究表明董事会在限制经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中有它的作用。况且，还有诸如国际商业机器，通用汽车和制造者人寿保险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被董事会撤换的例子[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