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企“厂长负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来自前苏联，据说这是列宁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就提出的主张。“厂长负责制”在中国最早的法律实践是30年代初期江西红色政权颁布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80年代之后，有关“厂长负责制”的法律规定，其语言和知识系统都是在江西红色政权当年界定的范围之内（注：参见彭真：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问题（1984），载：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页497：“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 参见张西坡：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4），页252—253.）。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东北三省的国企均模仿前苏联实行“厂长负责制”（注：参见彭真：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问题（1984），载：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页497：“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 参见张西坡：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4），页497—499.）；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强调“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注：“企业中一切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企业在生产行政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引自：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965），条6，“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关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总之，要使企业……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1987）：“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规范的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参见李dùn＠①编，现代企业制度通鉴：中国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页381.）；从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到70年代末， 工厂实行“革命委员会”或者“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厂长负责制”。70年代末开始改革国企之后，党组织和经理班子何者应在国企中居主导地位，一直存在争议。有人主张：既然党领导一切，经理班子的一切活动自然在党领导之下；有人则主张：党组织并不代替经理人员直接管理企业。最后，邓小平先生在1980年8 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0页）邓小平讲话是日后恢复“厂长负责制”的政策依据。1988年制定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重申50年代初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而没有加以“党委领导下的”定语限制，这被认为是一个变革。

　　80年代中期之后，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之下，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日益扩张，而国企的效益则每况愈下。因此，如何通过党委限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在90年代再次受到关注。1997年，中共中央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其主要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如下（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1997年1月24日。）：

　　1.“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国企负责人和国有资产产权代表必须按照人事任免权限选派和推荐；

　　2.“国有企业党的工作要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在国企，党组织参与决策的重大问题包括：企业的经营方针、发展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方案、财务决算和资产重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和奖惩；企业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在“公司制企业”，党委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范围，一般是指公司提交股东会、董事会审议决定的问题；厂长（经理）、董事会在对重大问题决策之前，应听取、尊重党委的意见；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应向党委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