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法律效力，二者之间不存差异，应是涵义完全相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无论是广义上的法律约束力，还是狭义上的权利义务的发生与消灭，都是指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强制力和效果，此与法律效力的涵义并无区别。因此合同的法律效力与法律约束力之间的关系，在广义上说，二者涵义相同，并无实质差异，有的学者对此加以区别和分析，不仅过于勉强和论证无力，反过来倒证明了二者的同一。有文章①认为：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根源于法律效力，合同约束力发挥作用，必须以法律效力为基础；法律效力是法律自身规定性的集中表现，是国家强制力通常采取的较文明的状态，合同的约束力是法律赋予的，是法律效力较高级的形态；合同效力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具有较大伸缩性，可由当事人逐步加以改变，法律效力一般不具有此种属性；合同约束力既要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又要尽量避免或减少它的直接介入，而法律效力则不具备此特点。

　　三、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与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和合同的效力直接联系的是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按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成立产生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合同的生效产生合同的效力（狭义上的合同效力）。

　　合同的成立，在一般情况下，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同时合同法第26条、第32条、第33条分别规定了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和当事人签订确认书等承诺生效的具体方式，而无论何种方式，其核心都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因此中国合同法上合同的成立要件极其简单：其一，要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当事人；其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性合同或要式合同中，仅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尚不能成立合同，还需有物的交付或履行特定的法律形式。然而，我国合同法中明定为实践性合同的只有保管合同。而对要式合同，根本未做规定，对于需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以往人们视为要式合同的情况，合同法将其规定为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因而不再成为要式合同。因此，根据中国合同法，意思表示的一致几乎是合同成立的唯一的要件，保管合同成立所要求的保管物的交付是整个合同法中唯一的例外。

　　合同的生效不同于合同的成立，合同成立后，能否发生法律效力，能否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非合同当事人意志所能完全决定，只有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合同的生效有着与合同成立完全不同的法律要件，适于一般合同生效的为普通要件：（1）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合同内容合法。依此要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所签之合同无效；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无效或效力不定；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等违法合同也都无效。适于某些特殊合同生效的是为特别要件：（1）附生效条件或期限的合同，条件的成就或期限的到来；（2）法律、法规规定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手续的完成。在上述情况下，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却可因各种原因而未能生效或自始无效，因此，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区别至少在我国现行民法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合同的成立不同于合同的生效，合同的成立要件也不同于合同的生效要件。合同的成立要件具有法定性，是由法律统一规定的，当事人不可作另外的约定。而合同的生效要件，除普通要件外，其特别要件具有意定性，可由当事人作自由的约定，这正是附条件、附期限合同存在的法理依据。一个十分有趣的情况是，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合同末尾都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效”条款：“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根据以上对合同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分析，这样的生效条款实在是多此一举的无用条款，如前所述，签字或盖章都是法定的当事人进行意思表示的具体方式，双方签字或盖章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此时当然的法律效果即为合同的成立，而除特殊情况外，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因而，当事人没有此项约定，合同也肯定是自双方签字或盖章时起生效。因此，合同的生效条款只有在约定有特别生效要件时才具有实际意义，如约定“本合同自公证后生效”或“本合同自双方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通过时生效”等，而“签字或盖章”是法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无需当事人的特别约定。需要注意的是，签字或盖章作为法定的合同成立要件，二者居一即可，但如果合同中约定“签字并加盖公章时起生效”，而事实上只有签字、未加盖公章，或只加盖公章、没有签字时，如何认定合同的效力？这是合同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应该认为，此种情况下，合同已经成立，但却未能生效，“签字并加盖公章”与“签字或盖章”的约定已发生实质性的差异，前者是二者兼备，后者是二者居一，前者作为生效要件已不同于后者，把它作为合同生效条款写入合同，就具有特别生效要件的实际意义，因而理应得到司法裁判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