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电信法律环境看，我国的《条例》显得有些先天不足，与GATS的总体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例如价格听证的程序尚不清晰，特许经营权和稀缺电信资源使用权的拍卖程序以及普遍服务成本如何测算均未提及，关于管制机构及其官员行政违法行为认定和处罚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和笼统等。笔者认为，多年来电信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指导思想基本是管制本位主义，而非经济主体权利本位。太多强调电信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权，忽视经营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2） 政企职能不能实质分开；

　　（3） 部门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时不重视法律的公平性和社会效应。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电信服务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于电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电信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电信管理层应尽快根据国际电信服务贸易的规则和要求，加快立法速度，特别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和档次，尽快出台《电信法》，建立一套清晰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游戏规则”。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开放应按GATS的要求作出规定。

　　GATS第十六条规定了各国在其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服务部门中，将不得采取六项针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其中，第六项规定：不得对参加的国外资本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人的累计的国外资本投资额予以限制。尽管我国对外商投资电信服务业有了专门立法，但是与GATS的要求还相差一定距离。在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方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电信条例》和《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的规定就相互冲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没有上限；《电信条例》和《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则规定：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国有股权或股份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一，即：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49％。由于我国目前电信立法中有关与外商合资股权结构的规定是：“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51%”。那么，我国在香港发行红筹股并在国内以外商独资企业的名义经营电信服务业的主要电信运营商能否与外商合资经营电信业？这些运营商股权能否计入“国有股权或者股份”？这一问题给中国电信业的对外开放构成了法律上的障碍，必须引起电信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同时，笔者担心，中国电信业国有控股51％会影响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道理很简单，只有对方控股时，其利益更大时，才能把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实际上，公司谁控股无关紧要，他赚钱，我收税，他获利，我就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私有的，只要我们有完善的监管措施，是不会影响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的。

　　笔者认为，中国电信业的对外开放应实施“两步走”战略，一步是“引进来”，另一步则是“走出去”， 中国可利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市场准入机会，开发中国西部电信服务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电信服务市场……

　　2、关于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取得。

　　目前，国家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均实行许可证制度。颁发基础或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我国主要采用申请与审批制，即由符合条件的提供电信服务的企业提出申请，国家电信主管部门按照电信法规的条件、程序、时限进行审批。但是随着电信服务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在公共网领域，电信服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应当考虑先取得基础电信或增值电信“建设许可证”， 然后再通过招标的方式，取得电信业务的经营许可证。在基本业务领域，应采用公开招标制；在增值业务领域，可采用当事方申请和电信监管机构备案与一般工商注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