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预先警示理论的适用范围

　　第一个关于预先警示理论适用范围最基础性的规则是该理论仅朗适用于预测性陈述而不能适用于对目前或历史性事实的陈述。例如在况z.BMt案中，法院认为在会计师报告中使用的警示性语言并不能使会计师免于证券欺诈诉讼，因为报告是对历史性财务信息的审计。法院进一步指出：“从逻辑上讲，该理论应当适用于预测性或在本质上具有推测性的陈述，因为在预测未来的时候才有内在风险。因此如果将该理论适用于对已经存在事实的陈述，便丧失了其合理的泽辑基础。”[46]当然，预测性陈述也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基础。[47]

　　第二个关于该理论适用范围的规则是该理论不适用于在做出当时便是虚假的重大不实陈述和遗漏。在Rubinstein案中，法院认为对预测的一般性警示语言不能成为不披露确知的、重大的不利事实的借口：“当事件是不确定的时候，警示人们完全不同的情况可能发生，这是谨慎的做法；然而在不利事件事实上已经发生时，却提醒人们它仅仅是可能发生，这便是欺骗。”[48]

　　然而，在运用这一规则时必须注意区分上述情形与“事后发现是欺骗”的情况（Frand by Hindsight）。法院一直强调：仅仅具有一项预测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不能成为证券欺诈诉讼的依据；“一项预测或估计最后是不正确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该陈述在作出当时是具有欺诈的。”[49]在Trump案中，地区法院接着解释道：“被告最终不能筹到足够的资金以填补他的负债，原告却声称是‘欺诈’行为以作为对他们失败的投资的安慰”。然而投资的失败在本质上并不等于在投资当时的欺诈。这种划等号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完完全全的“事后发现欺诈”行为。[50]

　　第三个关于该理论适用范围的规则是该理论平等地适用于预测性信息的不实陈述和遗漏。即如果在预测或意见陈述中被指责具有不实陈述，或者因应当包括预测性陈述而没有包括而使披露文件具有误导性，如果在该文件中有警示性陈述的存在，可以使上述受到指责的预测性陈述在法律上不具有重大性，从而不能成为不实陈述或重大遗漏请求的依据。

　　（四）充分警示性语言的标准

　　预先警示理论的日的在于使发行人在披露预测性陈述时，使用充分的警示性语言以成功地阻止投资者证券欺诈诉讼的威胁。但该理论的难点也在于如何决定实现上述目的中警示性语言的充分性问题。

　　尽管预先警示理论受到广泛使用，但也必须意识到充分警示性语言一般而言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笼统的、空谈的适用于所有交易的语言很有可能是不够充分的。为了决定与预测性陈述相关的商业风险，必须谨慎地审查发行人的状况，发行人所属行业的状况以及发行人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可能影响竞争对手的任何问题）。还必须理解预测性陈述所依赖的基础和假设并且评价这种假设对发行人而言是否合理，同时必须评价发行人商业增长与未来盈利所建立的基础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警示性语言不能遗漏一些事后被证明在编写警示性语言当时已经确知的事实。为了达到警示性语言的具体针对性和良好的事实基础，这便要求发行人及其所聘用的专业人士进行非常细致的尽职审查，切实地寻找出可能影响预测的潜在和事实因素。这是誓示性语言充分的基础，也是免责的前提。　　警示性语言的充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陈述的具体性和精确性。在worlds of Wonder案中，第九巡回法院认为“预测警示理论仅适用于直接针对未来预测和估计的有效性的精确的警示性语言。”[51]认定警示性语言充分性的一个最好例子便是第三巡回法院在TrumP案中的判决，在该案中被告使用招股说明书销售债券以融资收购和完成在大西洋城的一个Caslno赌场，在招股书的MD＆A部分写道：“合伙人相信从运营赌场中获得的资金足以偿付所有负债，包括利息和本金。”[52]在发行不久后被告便宣布违约，投资者遂根据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起诉。第三巡回法院认为招股书“具体风险因素考虑”一节中的警示性语言是充分的，因此驳回起诉。法院认为该警示性语言包括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