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