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26] 这种“不经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一种形式是所谓“立法已经差不多了”的观念在一些人的意识中较为盛行。这些人未能注意近些年来立法虽有大的进展，但立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特别是提高立法质量，清理、修改、补充和废止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进一步制定一系列尚需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都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继续完成。另一种形式是不少人误解着中国法治的关键就在法的实施一个方面，甚至就在司法一个方面。他们不太明了，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全局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固然十分重要，但要真正做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首先需要所立之法是能够“依”、“执”、“究”的良法。如果立法先天不足，执法、司法、守法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问题；如果立法存在问题，司法越是公正，问题就可能越是严重。因此解决立法问题也是解决法的实施问题的一个前提。

　　[27] 共和国的经济以旧中国的经济为发展的起点。旧中国的经济，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其工业总产值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只占国民收入的10％。共和国建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很不平衡；工业除大中城市外，很不发达，现代化的大生产、半机械化的生产和完全手工劳动的小生产同时并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而且现代化程度很低，基本上靠手工劳动；人均国民收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8] 这种区别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我们往往难以解释汉语中单个的字的准确的含义，因为它们通常或是作为一个原则需要别的字的配合、服从，或是需要服从另一个字或词的支配、领导，才能成为一个概念。以“车”为例，这个字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一般人难以说清，它只有同别的字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原则，形成“汽车”、“火车”、“马车”、“自行车”、“小轿车”之类的词汇，我们才能明了它的意思。在这些词汇里，都有“车”这个原则、领导。但在西方语言例如英语中，这些“汽车”、“火车”、“马车”、“自行车”、“小轿车”之类的词汇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个例子可使我们窥见中西文化差别之一斑：前者强调原则、集中、统一、领导、一般、普遍、服从……，后者则强调具体、特殊、个别……。再以姓名为例，在中国，你称为“张和平”、他称为“王大明”，到了西方国家，人家一般就称谓你为“和平张”、他为“大明王”。中国姓名体现了中国文化强调原则、集中、统一、领导、一般、普遍、服从……的特点，而西方姓名则体现了西方文化强调具体、特殊、个别……的特点，由此亦可得以了解。

　　[29] 参见潘永祥、李慎著《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页。

　　[30] 许多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半数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每万人中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同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相比少得可怜。

　　[31] 汉族一般居住在沿海和内地，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别居住在边疆地区，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错居杂处。由于历史的、地理的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分布状况很不均衡，风俗习惯差异甚大。这就需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32] 丰富的自然资源中，有很大部分因为目前尚无力探明、开发、使用，处于积压状态。

　　[3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

　　[34] 详见周旺生等著《西方法学名著评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3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印本第199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6页。

　　[37] 这两个《说明》可见于彭真的有关文集，如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便收辑了这两篇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