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欧美的法学教育还体现了在法律体系内部，法学教育必定是与法律制度体系相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陆法式的法律制度和判例制的英美法对应着不同的法学教育模式，同一法系内部的不同国家又有差异。这也就意味着法学院内部的制度模式安排可以促进或者阻碍本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一个回应型又具有能动性的法学教育制度于法律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和我国在法律制度近代化之初对于法学教育的关注和模式的转变也验证了这一点。然而，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法学教育所辐射的并不仅仅是实证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和狭隘的法律制度，它覆盖着更广的一个法治理念，中世纪的法学院不但复兴了罗马法、孕育了近代法律制度，它还促成了立宪主义的近代社会秩序诞生。这就是下文要论述的第二方面的制度性意义。

　　2.法学院与整体社会制度——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守望

　　法学院与广义层面的法治实践息息相关，为法治实践提供着理论支持、制度设计和实践者，从而促成政治文明，实现社会正义。其实，从波洛尼亚大学产生的背景（见本文第一部分第一节），就可以预见后世法学院在整个政治和社会中可能拥有的地位。

　　与近代大学法学院发展相伴的是近代立宪主义的酝酿。如上文提到的，中世纪法学院兴起与罗马法的注释和研究紧密相关，罗马法倡导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和君主所喜欢做的均具有法律效力，然而，许多法学家们在罗马法的研究和注评过程中适应性地改变这些论点以反对专制主义。对于查士丁尼法典将最高形式的公共权力归于皇帝一人，12世纪末法学家阿佐在注释过程中就论证，同一类的管辖权范围也能由低一级行政长官来行使，这样的解释倾向于支持后世的两种重要观点：帝王统治者被选登基时与低级行政长官和选民之间有一个契约（皇帝并非不受法律约束）——于1648年成为实践；帝国的每个成员不仅根据成文法而且也根据自然法有责任维持帝国整体的完整。上文已经述及巴托鲁斯为北部意大利城市获得合法独立地位做的努力，在他和他的弟子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这么一种思想：人们只是将主权委托给统治者而不是拱手送给统治者。[89]

　　波洛尼亚大学和其他大学还有另一项了不起的作为。在致力于律师和法官的培养过程中，12世纪初的波洛尼亚首先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书信写作是能够作为一种以规则（artes）体现并为人们铭记的特殊技能，这起因于意大利各大学以培养最大限度的清晰和说服力草拟官方书信等诸如此类文件的能力为目的对修辞学的研究和讲授过程。13世纪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认为修辞学不仅应该通过规则（artes）的灌输，而且还应该通过研究和模仿古典作家们（auctores）的作品进行讲授。于是，法学家们对（古希腊罗马）古典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产生浓厚兴趣，结果，他们致力于研究古典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不仅仅着眼于实用的意图，故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有资格算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的滥觞。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有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以修辞学方法为共和自由辩护。[90]

　　再往后，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马丁·路德，他的宗教改革和他强调君主的责任和权力界限的政治学说也是后世立宪主义的背景性基础，[91]他在就读神学之前曾经立志从事法律事业，并且是德国一所法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法学院不仅仅培育了狭义的法律家，法学在社会中广大的辐射面实际上使它裨益于整个社会精英阶层的塑造。事实如此，在法学理论探讨不断进深的过程中，法学院的地位也蒸蒸日上，挑战原先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神学，1550年以后，法学院在大学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除了英国）——因为国家利益和精英教育的目标能够通过法学院得到更好的实现。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法学都成为精英的科学，法学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对于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和它训练行政和法律部门公务员的主导功能都在当时法学院的高入学率上得到了反映，并且最终改变了大学内部的结构。[92]在法学院的蓬勃发展过程中，它训练的法律家对西欧的政治文明起了很大作用，韦伯将法律家被列为五大职业政治家的来源之一，并且指出大学训练出来的法律专家对欧洲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说“经过罗马的官僚制国家改造后的罗马法，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化国家的发展为方向的政治革新，应该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所发动”。甚至对于他一向视其为另类的英格兰，他也不否认那儿的法律专家的政治地位。[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