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当前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急功近利，即在制度上鼓励教授像计件工人那样追求产品数量。由于在「核心期刊」上多发表论文是既有名又有利的事情，不少教授为了争眼前的名利，不惜出卖学术良知，不顾学术基本规律，抄袭、剽窃、自我重复、一稿多投、让学生代笔等。然而，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核心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水准究竟如何，凡是严肃的学者都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包括这些「核心期刊」在内中国学术界到处都充斥着平庸「学术」作品：东抄西抄的毫无创见之作，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之作，拾人牙慧的食洋不化之作，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之作，维护权势的歌功颂德之作，等等。官本位的体制也必然产生特权或垄断机制。某些获得学术垄断地位的「核心期刊」出现了与投稿人之间的金钱交易现象10.中国的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现象自然应运而生。大学本来是追求真理的圣洁地方，但在中国大学却成为从制度上鼓励人人争名夺利的场所。在这样的大学里，被级别、金钱和名利塞满脑子的教授们能教出甚么样的学生呢？

　　作为大学计件工制度的另一表现是，现在中国的大学及其院系还以个人出版著作的数量作为评职定级的主要参考依据。为了鼓励人人都当高产作者，一些学术单位对出版书的作者也给予高额奖励，而不论是否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事实上，许多以「学术著作」为名的书不过是一些教科书式、综述性、译介或普及性的读物。当然，其中某些普及性或杂文随笔之类作品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但这类作品毕竟与学术著作有一定区别。有些自以为是学术著作的作者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懂，因而其作品硬伤累累。但另一方面，在目前这种只鼓励学术快餐的体制和氛围下，坚持「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反而成为不识时务的「异类」而受排挤。

　　现在每年写出一本或几本书的学者愈来愈多，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学术著作恐怕就难说了。按理说学术著作至少应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如作者应当首先掌握所研究专题或特定领域在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直接查阅引用原始资料、尤其是外文文献11，在重要的学术观点或研究方法、视角等方面应具有独创性或对前人的成果有所超越，全书还应主题集中并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严谨的学者是不轻易把自己写的书定性为学术著作的12.一本有创见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往往要经过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能产生。有的学术作品可能要花费作者终生的时间。所以北京大学历史专业曾有「一本书主义」的学术传统。即使对优秀学者来说，一生能写出一本真正有原创性并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著作实际上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然现在经典著作早就泛滥了。

　　早在1893年，英国工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就提出废除产业工人的计件工作制度。真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大学教授非但不如现代公司的雇员13，中国大学还再现了近代小作坊式的计件工作制度，教授被正式地贬低为计件工。这种世界独创的培养学术庸才的体制，对中国学术研究所产生的长远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二）大学教授成为小时工

　　大学教授成为小时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实行课时费制度。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大学也实行起了课时费制度，即教师在微薄的基本工资之外，根据上课的小时数可以获得一定的讲课津贴。由于课时费主要来自各个教学机构自身的「创收」，课时费的多少不仅因大学有所不同，在同一大学内的不同院系也有明显差距。如果说课时费还曾有过一点儿正面作用的话，那就是补助了教师的收入，但提高大学教师的收入的正常途径还是应该通过增加基本工资。

　　事实上，课时费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首先，课时费制度把教师变成了一个按工时取得收入的小时工，这与从事复杂的智力活动的教师职业是不相符合的。其次，本来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通过课时费来提高教师上课积极性只能导致教师斤斤计较和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而且，由于一些热门专业的教师可以通过在社会上各种预考班上课或走穴式的演讲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课时费并不能达到提高这类教师上课积极性的目的。第三，研究生学分制是学校业务行政部门确定的，由于学分较多，许多院系因人设事地开设研究生必修课，再加上半个世纪前从苏联照搬来的政治思想必修课，结果造成研究生课程负担过重，整天为了学满学分忙于应付各种课程。由于研究生缺乏对特定专题的阅读和研究时间，结果成为不搞研究的听课生14.第四，课时费制度只求数量不求品质，最终可能会使大量低品质的教学充斥大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