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课时费制度的延伸，在大学里一个教授完成的各种工作量也都与经济收入（奖金或津贴）挂钩。例如，在许多大学，教授每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或一名博士研究生，都会获得一定的类似课时费的金钱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招收研究生不仅可以体现好大喜功的大学领导的「政绩」，也与每个教授个人的经济收益有联系。很自然地，既是计件工又是小时工的教授们都愿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包括大量招收博士研究生。一个教授同时指导上十名甚至几十名博士研究生的「壮观」随处可见。所以，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局面有着大学内外多方面的促成因素。

　　三 「数字化」管理模式与学术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官本位的管理体制的最突出特点表现在片面追求数量。这种所谓「数字化」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显示大学内各级行政官员「政绩」，同时也便于有效地管制大学教师15.事实上，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不仅妨碍了学术品质的提高，而且还损害到了学术自由。

　　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一些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要经过长期的探索，而且未必能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发表在著名的杂志上。如美国物理学家米歇尔??费根鲍姆早期很少发表论文，他的有关混沌理论的研究成果（「费根鲍姆常数」）也只是发表在一个毫无名气的杂志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九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但最后却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要是费根鲍姆、怀尔斯这些科学家在中国大学当计件工式的教授，恐怕早就该下岗了。中国之所以难以出现世界一流的开拓型科学家，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缺乏学术自由的体制问题。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中国这样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官本位的学术管理体制更容易起到压制学术自由的作用。过去，在中国压制学术自由的主要是来自政治运动的高压，当今在中国压制学术自由的原因虽然还与政治有关，但日常表现形式则是官本位的学术管理体制，如「数字化」管理模式以及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等16.目前，中国各个大学都在热心实行所谓「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统计，并以此决定每个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的职称、岗位津贴、奖金甚至住房和其它待遇。然而，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一种「潜规则」，即在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涉及到敏感领域或者有独立思想和深刻批判性的文章，往往是不大可能发表或完整发表的。这样，迫使或限定学者们都往这类刊物发表文章，其对学术思想自由方面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中国大学要求教师盲目追求出书数量的管理体制，不仅催生大量平庸之作和学术垃圾，也起到压制学术自由的间接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及出版的自由程度已远远大于「文革」以及之前的时代，但是仍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著作难以出版，或者出版后也难以再版。这里仅举两个人的遗作在中国出版难的实例。

　　一个是《顾准文集》。这是一本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极少见的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社会科学著作。顾准（1915－1974）是1935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和自学成才的学者。由于其不盲从和不惟上的正直品格，1952年顾准就被免去上海市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职务。反右运动后，顾准又因「反苏」言论和经济学观点以及探索「民主社会主义」等「罪名」，先后于1958年和19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7 尽管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甚至在妻离子散和身患癌症的艰难逆境之下，顾准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对有关中外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等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深刻见解。然而，在「文革」之后顾准的遗作由其弟陈敏之整理并准备出书，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出版困难，前后费时十八个春秋，在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苦之后，后来还不得不先移至香港出版18.1994年中国大陆的贵州人民出版社终于侥幸出版了《顾准文集》──这本书除了收集了一些顾准生前发表过的部分论著外，最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是一些不为发表而写的私人通信集。遗憾的是，《顾准文集》很快就成了绝版，多年来在大陆图书市场上已见不到该书的再版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