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式合理性的法律

　　规范意义的客观法与以权利形态存在的主观法两者是对法（recht）的不同表达，是从不同的视角来描写一枚奖章的两面。[13]故，清晰的权利边界要求与表达明确的法相对应，立法活动须围绕权利边界清晰化这一根本任务而展开。[14]以理性化、系统化以及高度可预见性为基本特征的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最能符合上述要求。[15]因为，“任何形式合理化的法律体系都难以发现体系内的权利或规范冲突。”[16]具体而言：

　　首先，形式合理性的法是价值中立的，他排除了社会政策目标对系统稳定性的干预[17]，立法者将自身限于纯法律的斟酌，而排除伦理、政策等的干扰，从纯理性角度出发建立一般与特殊的关系。[18]由此建立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由精确概念组成的金字塔，[19]从居于塔尖的原理（例如正义）可逻辑演绎而成整个法律体系[20]，一旦组成高度形式化的法律，法律价值就隐身于规则背后，抽象原则被视为无关痛痒的花饰。为此，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与生活世界隔离，概念化作为“分离式思维”，将生活整体予以拆解并分成碎片以满足法律概念体系的构造要求[21]；形式化的法律为解决社会现实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起挑战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而必须具备吸纳挑战的机制，而该机制首当其冲的就是“权利、义务”概念的确定性和高度抽象性。概念越抽象也就越远离社会现实，因此也就越有资格适应更广泛的社会现实。[22]这样一来，如同牛顿力学占上风的物理世界一样，作为基石概念，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中，权利、义务成为不可变的法律现象。法律不是随着人类生活变化的世界，而是人为选择的确定的规范世界。[23]

　　其次，为避免冲突，立法者总希望用精确构造的法律规范界定权利清晰的内涵与外延，依此构筑明确的权利边界。此种权利边界是主体自由与限制的有机结合，[24]权利体系不存在矛盾，也根本无冲突可言。⑤执法者对人间的“冷寒温饱”无动于衷而醉心于概念计算。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个体冲动与欲望，本能与兴奋、任意与特殊性被塑造成理性、现实原则、意志的真实自由，进而转换成具备高度“可预见性”的法典[25].

　　最后，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将法律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是抽象人格的理性、规范再现。对同样的事物作出相互对立又不能融合的表述，被认为是对思维规则的违背，并势必陷入不能解决的矛盾中。[26]如康德所言，通过依理性从事行为，并相互认可对方为自治与理性人是终极王国（ “kingdom of ends”）的必然现象。在此背景下，合意成为理性人相互交往的基本手段，主体之间根本就不会存在权利冲突。[27]

　　（三）法律解释可达致绝对的客观性

　　在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视野里，法律推理无非是立法的逆向过程，“自动售货机式”的裁判机制必定可得出客观、唯一的裁判结果。⑥而欲完成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涵摄”（subsumtion），离不开作为“法律条件与法律效果相结合的离合器之轴”的权利这一重要媒介。[28]在确定的权利边界里，法官不能自由选择要适用的概念，而必须严格接受实体法规则的约束，奉行“法条（中心）主义”而无需顾及其内在价值[29][30]可见，由立法所明确规定的权利边界可直接得出唯一的裁判结果，一个如此严密的逻辑世界根本无权利冲突可言。

　　尽管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可以达致消除权利冲突的境地，但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形式化法律之外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为避免这一空间成为法律的“飞地”，法律推理不得不仰仗尚未形式化的法理、甚至情理。如依郝文所言，权利边界即便是被法理统摄或被情理所昭示，权利边界依然是可以明确化的。将这一论断放到法律解释或司法裁判领域，就意味着法律解释或裁判结果也存在唯一正解。这也表明郝教授在法律解释上采绝对客观论的立场。这一解释学立场的当代代表就是著名法理学者德沃金教授，德沃金认为，没有明确的法规加以确凿决断的案子就是疑难案件（hard case），凡属此类案件都可被抽象的概括性的法律原则（与郝教授所谓的法理、情理基本相当）所规范。只要法官具有超人的学术、技能和洞察力（也就是海格里斯式法官），他们能够依照既存的法律体系的整合性，例如遵循先例原则、立法权优先原则、变更判例的程序要件等等，在循环反复的所谓反思性均衡中必定会得到唯一正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