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因原则对登记的公信会有一定伤害，是很难避免的。草案第二十九条所保护的仅及于下一笔交易的受让人，对于其它人，最主要就是其它债权人，其信赖所受到的伤害并无任何保护，这使得在登记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交易大众不得不提高交易的防险措施，比起采无因原则的制度，必然会使防险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登记机关为了减少登记权利被追夺的机率，可能必须建立合同登记制，对原因行为的存在作一定的实质审查，而不能如采无因原则的体制，只需建立较为单纯的权利登记制。果如此，又会大量增加登记制度的成本。对一个决定采登记生效（草案第二十四条），而不是登记对抗原则的大国来说，这里因登记所生的交易成本到底会有多大，恐怕相当惊人。至于因为返还请求而发生的诉讼成本，则物上请求和不当得利的请求，原则上并无差异。整体而言，无因原则应该比有因原则更符合经济性，而这正是物权法草案立法者特别置意的一个公共利益观点（第九条）。至于动产，在大部分情形为现物交易，存在于原因行为的瑕疵几乎都同时存在于物权行为，因此无因或有因应该不会有重大差异。又因为动产流动性高，采有因原则使原所有人可因原因行为失效而取得的所有权，不能对抗第二手受让人善意取得的主张，仍只能依不当得利向第一手的受让人请求返还利益，结果和采无因原则没有不同。整体而言，采有因或无因，在动产交易差异不大，但为维持不动产和动产在规范上的一致性，采取无因原则还是比较符合体制化的要求。

　　物权法草案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成明确的决定，以上的经济性观点，或许有若干参考价值。

　　四、台湾移植物权法制的经验

　　国民政府时代制定的民法典，从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时起，没有间断的在台湾实施，已逾半个世纪。台湾的经验对于大陆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应该不会有人怀疑。民法典在财产法部分的研修，比身分法还早，身分法却是后发先至。主要的问题，不在谁有较高的迫切性，而毋宁在于立法者深知财产法有更高的体系性要求，不敢率尔操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研修经年，数易其稿，去年才通过债编修正，今年施行。物权编则尚在立法院审议中。这部已有七十年历史的物权编，明显受到德国、瑞士与日本民法的影响，可说是「混合继受」：在有关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上，采德国式的独立而无因原则。有关占有，则采德、瑞立法精神，以其为单纯事实，而非如日本法明定为一种物权。惟就占有的保护，占有人与所有人关系及善意取得的规定，又参考瑞士多于德国。就物权种类而言，参考日本的成分显然高于德、瑞，仅少了先取特权、不动产质，多了典权。尤其重要的是，在不动产的概念上，采土地与定着物独立原则，如日本，而不同于德国、瑞士。台湾实施物权的经验，自然是一言难尽，以下仅提出几点观察，供大陆同道参酌。

　　（一）避免混合继受的疏漏矛盾

　　对任何一个立法在后的国家，参考其它国家的立法例与司法实践，依国情而作选择性继受，毋宁是十分自然的事。惟对体系性要求特高的自治法，不能不注意混合可能制造的规范矛盾。台湾民法采取和日本一样的房地分离原则，但在大量参照德国、瑞士民法时，却往往忽略了「土地」涵义的不一致。比如地上权（基地使用权）在德国是一种排除「附合」（Verbindung）的物权，一旦届期土地上的工作物即发生附合，称为「复合」（Heimfall），土地所有人对于建物所有权的丧失才有给付偿金的义务。依台湾民法则因房地各自独立而没有「复合」的问题，但仍移植了德国地上权条例因复合而生补偿义务的规定（台湾民法第八百四十条），以致解释上产生此时建物所有权是否法定移转，或仍须合意移转的疑义。同样采取房地分离原则的日本民法，根本未设补偿金的规定，就没有这个问题。大陆物权法草案第二百二十四条在这里似乎也没有规定清楚。又如地役权（邻地利用权），在德国、瑞士，当然包括以土地上的建物为供用或需用标的的情形，在土地所有权不及于建物的台湾民法，仍仅规定「地役权」而非「不动产役权」，毫无必要的排除了建物役权的设定，无法满足城市生活在这方面的需求。大陆物权法草案倒是增列了「空间邻地利用权」（第二百六十四条），但是否足以涵盖建物役权，仍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