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有三种形式，即：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事务所以及合伙律师事务所。目前，大多数的国办所和合作所均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特点是：由律师根据合伙协议，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立，律师一律辞去公职，开办费由个人筹集，风险由合伙人共同承担。合伙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因此，从本质上讲，合伙律师事务所属非公有经济的范畴。那么，其法律地位又是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宪法》第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是极为明确的；但是有关非公有经济，《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中没有定义。根据《宪法》的这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公有经济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非公有经济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这样，两种经济制度下的产权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两种经济的产权制度：首先，产权制度的基础是产权清晰。从国际惯例讲，产权清晰主要指两方面的清晰，其一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其二是产权在经济上的清晰。当然，这里所讲的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不仅仅是它在法律上的所有权问题，而是指：一项产权是否有完整的法律地位以及这项产权是否得到法律的真正保护。从产权是否清晰的法律标准看，我国的国有产权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因为《宪法》第六条已给出了明确、完整的法律地位；《宪法》第十二条又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一来，我国的公有经济的产权无论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在法律的保护上都满足了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产权清晰的另一个标准是产权在经济上的清晰，产权在经济上清晰的主要指标是指产权的所有者对产权是否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我国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归合伙人共同所有，各合伙人在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中所占的份额，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由律师事务所统一管理，未经合伙人会议同意，不得擅自分割。对于非合伙人来讲，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的收益权基本上是通过按照固定的比例从收费中提成的办法去实现的。由此可见，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对其产权并不具有极强的约束力；至于非合伙律师就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这样的产权制度下，律师事务所的经营活动就有可能处在一种短期的、不稳定的状态；律师也就不会期待一种长期、预期的回报。因此，诚信执业就可能成为一种口号。

　　四、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

　　信用自古即为修身治国之本。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最原始的、表层的意思是对人讲信用，但是其成熟的、根本的意义则是指人的诚信，是指外不欺人与内不欺己的有机统一，是相信自己和相信他人的统一。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当代社会分为高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高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强烈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社会交易成本低；而低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社会交往的成本很高。那么，中国的律师究竟处在那一种社会之中呢？请看以下案例：2002年6月23日、24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连续播放了一件奇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愤慨。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山东某地发生了一起海难，一外地船只肇事，15名渔民遇难。该渔业公司称肇事船只没有找到，因此，14名死难者家属一直未获得分文赔偿。而事实的真相是：该渔业公司已聘请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经过法院诉讼已判决获赔偿200余万元，其中有140万元是给死难者家属的补偿费。在执行中又由该所律师出面将赔偿数目由200多万元降到了120多万元。在实际获得了120多万元的补偿费中，除了9万元作为律师代理费，一名知其内情的死难者家属，通过单独起诉获得11万元外，其余补偿费，14名死难者的家属分文未得。在这起赔偿诉讼中，法院使用的另一法院的宣告死亡的法律文书竟然死者的姓名全部是编造的假名，在整个诉讼中律师根本没有见过这14名死难者家属中的任何一位。就是这样一个案子，我们的“民事诉讼代理人”不仅把官司打“赢”了，而且还将14名死难者家属的补偿费得到了“执行”。人们不禁要问，追索死难者家属补偿费的代理律师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这14名死难者家属的任何委托，究竟是谁的代理人？这种代理又是怎样成立的？这一事件不得不使人们对律师的社会公信度产生怀疑。试想，如果律师的社会公信度丧失，那么律师这个职业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实。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法律服务中的信用危机是中国律师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此，我呼吁：应尽快建立“中国法律服务信用制度”。为此，现提出如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