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就诉讼领域而言，这种变化给诉讼活动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发现与获取证据信息的能力，另一方也使犯罪的智能化和犯罪分子逃避侦控的能力大为增强。为更为有效地打击犯罪，当前许多国家试图将现代科技引入诉讼过程，以提高诉讼证明的技术含量和高效性。然而，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极大增强获取犯罪信息与证实犯罪能力的同时，由于其具有的新颖性而使其准确性一时难以得到公认，也往往使公民的私生活和个人权利可能受到更大的侵犯。因此，许多国家对现代科技证据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问题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一、现代科技证据的概述

　　所有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就是科技证据。[1]应该说，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早已开始，但“科技证据”作为一个法学名词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美国著名证据法学家华尔兹是较早系统研究科技证据的，他将科技证据界定为十三个领域：（1）精神病学和心理学；（2）毒物学和化学；（3）法医病理学；（4）照相证据，动作照片和录像；（5）显微分析；（6）中子活化分析；（7）指纹法；（8）DNA检验法；（9）枪弹证据；（10）声纹；（11）可疑文书证据；（12）多电图仪测谎审查；（13）车速检测。[2]日本著名法学家田口守一教授也在其《刑事诉讼法学》一书中对此做了专门介绍，将科技证据分为：（1）拍照摄像；（2）采集体液；（3）监听；（4）测谎器检查；（5）警犬气味鉴别；（6）声波鉴别和笔迹检验；（7）DNA基因鉴定。[3]他们都一致地认为，科技证据应限定为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但同时由于其新颖性致使其可靠性难以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肯定，要么其对人权的侵犯而被许多法学家所排斥，而导致其许容性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一个不断否定到肯定的反复过程，几乎每一种科技证据从产生到走进司法程序。从被少数执法和司法机关承认到被多数执法和司法机关采用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争论的过程，如测谎技术、秘密监听、精神病鉴定等的应用及其获得，证据的使用都无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使用科技手段进行诉讼证明是现代司法程序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对付有组织犯罪和恐怖犯罪中，科技证据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最有效的证明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科技证据逐渐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界的承认。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也肯定了某些科技证据的使用，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都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或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慌仪协助办案。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科技证据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缺乏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实际的适用中也缺乏具体明确的决定。

　　二、科技证据的证据特性之分析

　　证据的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证据能力和证据力。和传统的证据种类相比，现代科技证据既有一般证据的特性，也更有与其它证据形式不同的特殊性，这是我们在认识与运用科技证据时要充分予以注意的。

　　1、科技证据的证明能力

　　证据能力或证据资格，是指能否在审判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必须由审判人员加以判断的事实，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4]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一般由法律加以确认或限定。应当说，绝大多数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已得到了各国立法与司法的认可，但仍有不少科技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仍是立法与学术界争议的问题。那么，决定一种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一项科技证据最终能否得到司法、立法机构的认可而具备证据资格要必备些什么条件？通过对各国许多科技证据从出现到最终为立法或判例所许容过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决定一项科技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该项技术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结果的可靠程度，这往往用准确率来表达；二是该项技术措施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程度和方式，以及这种侵犯程度和方式能否为该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所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