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将现代科技证据单独列为一种证据形式。传统的证据分类法按其表现形式将证据分为七种，其中并没有科技证据的提法，更没有将其列为单独的一种证据形式，于是有的学者就不加区分地将其纳入传统的证据形式之中，有的学者将物证及其相关鉴定结论统称为科技证据；［8］有的学者则认为科技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9］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科技证据无论是和物证、鉴定结论还是视听资料相比，它都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证据属性即证据资格、证据价值方面，在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判断上，适用的条件及程序都与传统的证据形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外，科技证据有其特定的意思，往往将其限定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其技术的可靠性一时难以得到肯定或由于对人权的侵犯一时无法被容忍，从而导致其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不断肯定到否定的反复过程的证据种类，这就赋予了科技证据新的特点与内涵，肯定了它的独立性，有利于更好发挥它在证据运用中的作用，提高人们对它的认识，遵循其特有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应在立法上确认科技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甚至还可以将那些发展成熟的科技证据予以列举。

　　2.可以考虑通过单行法规的形式确定运用科技证据中的相关规则。现代科技取证手段与一般的取证手段不仅在特点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往往涉及技术认定和人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在规则中应规定那些科技手段可以纳入法律范围而具有证据资格，如前所述，这里应重点考虑的是该科技手段的科学准确性以及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和人权保护相协调，根据这一规则，就可以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科技手段承认其可采性。就其证据力而言，不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科学性而将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同样要遵循质证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据补强规则、相关性规则等证据规则，以确保科技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从而为正确地运用与判断证据奠定基础。如果取证的相关人员和本案或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遵循利益规避规则进行回避。

　　3.明确科技证据运用的条件、范围以及相应的程序。由于科技证据的运用一旦不当就会极大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而必须对它予以严格限制。参照国外的经验，科技手段运用要限定为重大复杂、取证较为困难，且采用常规取证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否则，就不能任意采用。同时，要严格其批准程序，明确其批准主体，只有中立的法官才享有批准权，在特定紧急情况下检察院也可以批准，但必须事后马上报法官批准。对时限也要明文规定，不能超过法定的时限。此外，还要对具体的操作过程作出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以达到限制滥用职权、保护人权的目的……

　　4.规定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与后果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对于科技证据的相关立法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保障。在科技证据的收集、运用、质证、认证等适用过程之中有违反相关规定及程序的，应明确其法律后果，凡违法所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不得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于相关责任人员也要根据其违法情节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还要给予相对人救济的权利，他们有控告、申诉的权利，由此而作出不公判决的，可以作为上诉及提起再审的法定理由。由于科技证据的适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技术性，所以，要完善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适用或鉴定机构资质的认定，场所与设备的要求，经费的来源，相关人员资格的取得及培训等等，这些都关系到科技证据采用的合法性与科学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