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下图表示司法、政治与法治的关系：

　　上图的金字塔形表示一个国家的统治，司法权就像金字塔中央的一根杠杆，它越往顶端走，它所控制的权力范围越大，法治化的程度越高；反之，法治化程度越低。大体上，可以认为美国和英国属于（I）的情况，欧洲大陆国家属于（II）的情况，而我国属于（III）的情况。三个图示中处于金字塔中央的杠杆位置逐渐下移。一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直观地看，就是司法权这根杠杆不断上移动的过程。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杠杆的初始位置也不同。而杠杆的初始对于杠杆的移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杠杆的初始位置越靠近金字塔的顶端，司法权受到的政治权力的压力越小，而杠杆的初始位置越靠近金字塔的低端，司法权承受的政治压力越大。因此，像我们这样一个司法权的杠杆难以承受国家权力的重压的情况下，国家权力有必要主动地为司法权的成长让步。这一方面超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假定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是自利的，另一方面也超出了常规法治的范畴。这对于规范的法治理论可能是一个悖论：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首先又得超越于法治，求助于德治-一种基于牺牲、以人性善为基础的政治。这似乎有些类似于走向正轨前的“纠偏”-过去过多地向左偏离了法治，要走上法治之路，还得先走一小段向右偏离法治之路（注意，只是一小段，且限于高层政治领域而非所有政治领域）。因此，可以说，对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掌握重权的国家重要领导人其历史地位是命定的-只要不想毁掉改革的成果，只要希望我国能够长治久安，只要共产党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而从司法改革的角度讲，如果不是凭借司法向政治的渗透来推进改革，而是通过更大程度地依附于政治权力来推进改革，虽然从短期看有可能产生一些不错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对此，不仅司法界、法学界人士应当警醒，重权在握的人们更应当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