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为裁判基础的证书是伪造或变造的；

　　3、判决系以证言或鉴定结论为基础，但该证人或鉴定人的行为（作证或鉴定过程中的行为）违反真实义务，属于应受处罚的行为；

　　4、当事人的代理人或对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犯有与诉讼案件有关的罪行，而判决是基于这种行为作出的；

　　5、参与判决的法官犯有与诉讼案件有关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违反其职务上义务的罪行；

　　6、判决是以某一普通法院、或原特别法院或某一行政法院的判决为基础，而这些判决已由另一确定判决所撤消；

　　7、当事人发现以前就同一案件所作的确定判决，或者发现了对当事人有利的文书，依据该判决或文书当事人就能够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日本民事再审制度与德国和奥地利有所不同，即没有像德国那样，将否定确定判决的诉讼分为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也没有像奥地利那样分为无效之诉和再审之诉，而是以再审之诉加以概括。日本民事再审制度的再审事由包括：

　　1、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组成判决法院；

　　2、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该判决的法官参与了该判决；

　　3、欠缺法定代理权[14]、诉讼代理权或代理人在实施诉讼行为时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

　　4、参与判决法官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

　　5、因他人实施了应受刑事上惩罚的行为使当事人自认（强迫自认）或妨碍了当事人提出对判决产生影响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证据材料是伪造或变造的：

　　7、证人、鉴定人、翻译或已宣誓的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的虚假陈述成了判决的证据。

　　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被以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变更；

　　9、对判决有影响的重要事项在判断时被遗漏；

　　10、被申诉的判决与以前的确定判决相抵触。[15]

　　比较三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可以将其再审事由的内容加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裁判主体本身构成的不合法；德日奥三国均规定，如果作出判决的法院或法官在主体资格上不合法的，可以提起再审之诉。这包括法官没有作出该项判决的权力（这当中有包括应当在本案中回避的法官没有回避）和作出判决法院是违反构成的。第二类，在原审诉讼中没有实现合法的代理。例如，代理人没有没有进行代理或未经合法代理。第三类，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例如，证据材料是伪造或变造的。证人、当事人等等的陈述是虚假的。第四类，判决的根据已经变更或被否定。例如，作为本判决依据的民事刑事判决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第五类，原审诉讼中有可能影响判决公正性的其他因素。例如，外部因素影响了当事人提出攻击或防御的方法，应当判决的事项被遗漏等等。通过三国再审事由的比较，可以发现再审事由主要以维护判决的实体正义为中心，只要会影响判决的实体正义的事由都应将其纳入再审事由。轻微的单纯违反程序性规定的事项似乎没有作为再审事由。这与大陆法系的实体正义中心主义或追求实体真实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

　　四 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重构

　　在重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时，笔者认为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宜以其职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而只能依据利害关系人的再审之诉，是利害关系人行使了再审之诉的诉讼权利，才使法院能够根据诉讼请求开始对已经生效判决的审查，并在该再审之诉具有再审事由时，才进入再审程序。[16]因此，再审事由就成了再审之诉的理由。

　　笔者以为，在将再审事由法定化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法定的再审事由应当是具体和明确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提起再审的事由时，就没有具体化，而是抽象地规定为“确有错误”。尽管在规定当事人申诉的场合时，具体规定了法院应当再审的根据，但这两条的规定似乎表明，当法院以职权主动提起再审时，其提起再审的事由是法院依职权自由裁量，而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关于当事人申诉事由规定的限制。因为判决裁定有“错误”当然比第179条规定的事由要宽泛。而且这里所指的“错误”又没有指明是实体性错误，还是做出裁判的程序性错误。不管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提起再审对当事人都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现实中，试图通过“关系”提起再审的情况时常发生，即使是原审判决实际上确有错误，但要纠正这种错误也需要通过关系启动再审，这样就使不正当的手段也具有了目的上的正义性，使不正当的行为具有了道德上支持，于是不正当行为也就很难抑制和消除。宽泛、含糊地规定“确有错误”实际上是一种“无意创租”，[17]从而导致“寻租”的发生。因此，明确再审事由，并将其法定化，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抑止法院的工作人员不正当行使再审启动裁量权，也就同样抑制了利益关系人的“寻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