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前的报告不同的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建设、公证处的主动服务和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和法律援助成为2002年和2003年工作报告强调的重点。调解工作依旧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报告称，“全县各调委会公调处各类纠纷600余件，调解成功了582件，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了100%和97%以上。防止群众上访5起。”

　　访谈。在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访谈中，我们感觉C县在当地司法部门的影响远远无法与A、B两地相提并论，人们甚至奇怪我们为什么会专门来研究这个群体，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这个群体的存在。他们说，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很差，有的甚至还举出曾经是刑事犯罪的人员也在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例子来表明其对法律工作者的否定。他们多半是业余的，因为接不到什么案子，他们根本无法构成对律师的竞争。调查还表明，当地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需要聘请律师，但当地唯一的律师所生意并不景气，但他们面临的竞争不是C县的法律服务所，而是邻县经济发达地区的律师。一位老法律工作者在评价市场竞争力时说，“现在老百姓打官司有五个因素需要衡量：法与法的较量，理与理的较量，钱与钱的较量，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较量，权与权的较量。这几个因素都渗透到官司的全过程。”

　　在问到派出所和法院在当地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和影响时，接受调查的律师、法官和法律工作者都说，在C县，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是十分明确的，C县法院也基本保持了自己被动、中立的角色，当地的派出所没有以收费的方式来处理或调解民事纠纷，再说当地当地民风淳朴，民众随遇而安，外来打工或出门打工的人都不多，百姓打架斗殴的现象非常少。所以派出所和法院都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当然也就没有市场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对此另有说法，他们认为农村比较穷，老百姓打官司力不从心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就是大气候，现在是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司法在农村信用度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因素是政策倾向问题，现在农村很多政策是“赖皮政策”，是培养赖皮的政策，很多问题法院没法解决，所以老百姓也就不打官司、不请律师了。有一些案件通过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了。在C县，我们访谈了由法律服务工作者做过诉讼代理的两个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律师”的法律工作者感恩戴德。两个案件一是赡养费纠纷，一是相邻纠纷，在跟两案四位当事人的接触中，沟通之困难让我深深感到，在这样的地区，解决这样的纠纷，现代司法是不是最佳选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进一步讨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竞争都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有一个案件是肯定的，在这种地区推行“消极法官”理念，如果没有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帮助，纠纷将无法进入司法过程。这强化了我对于以职权主义和亲自诉讼为特色的小额诉讼的推崇，也增加了对于调解委员会的关注。

　　实地观察。我们参观了C县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是国办所，建置在城区与县法院、检察院相隔不远的巷子里，其破落和简陋的状况跟我们在A、B两市参观的市内法律服务所差不多。在一套价格比较低廉的租赁房子里，摆放着8位职业律师的办公桌。从全所8名律师平均每人几千元收入的状况来看（经济效益好的年份一年的毛收入总共10多万），他们的经济地位与法律工作者相比并没有显现出特别大的优势来。整个律师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通过了司法考试，而且这位小姑娘也是整个县法律系统-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唯一通过司法考试因而众所周知的人物。

　　2.2 C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法律工作者在2001年两所分开以前大概有近30多人，现在取得资格的有12人，分在4个法律服务所中，他们都没有拿国家财政，完全独立和市场化了。平时老百姓找到法律工作者的途径有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司法局，比如148热线是一个渠道；二个是通过法律宣传，有事可以找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三个通过熟人朋友的介绍；再就是基层法律工作者活动在群众当中作自我宣传，现在的老百姓对法律工作者和律师是分不清楚，反正就是觉得他们是打官司的。法律工作者都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一般每个所都有值班的，也有锁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司法所的也可以帮你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