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题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警察、检察官就愿意制造冤假错案，而不顾司法公正了吗？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警察、检察官享有较大的追诉犯罪的权力，“任意”追诉改变证言的证人是否意味着权力的无限膨胀？在法庭审判阶段甚至当庭将证人予以拘捕，对警察、检察官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笔者看来，以这样的方式提问本身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打算对所谓检警机构“抓证人”的问题进行一点相对客观的实证研究，而不是流于情绪化的“批评”甚至“批判”的话，那么我们确实需要考察一下问题的由来和成因。

    首先，对于改作不利于公诉方证言的证人，无论是警察还是检察官都很难说与他们本人有什么矛盾或者纠葛，而是相互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事实上，这些证人由于提供的是不利于指控的证言，因此往往被警察、检察官视为其职业上的敌人。因为法院一旦将这些证人的证言采纳为定案的根据，就可能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而这种判决结果无论是对于检警机构的形象，还是对于警察、检察官的职业前途都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对于检警机构的形象而言，案件久侦不破，或者业已“侦破”的案件又被法院裁判为无罪，这无论如何都使得警察机构和检察机构丧失了成功的机会，并进而导致这些机构无论是在其上级机构还是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加上目前建立的冤狱赔偿制度，使那些最终被判决无罪的公民拥有向检警机构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就更加重了检警机构与案件“胜诉”结局之间的利害关系了。不仅如此，负责办理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本人也与案件有着较为密切的利害关系：案件得到侦破和起诉后，如果最终被法院裁判为无罪，这尽管并不意味着公诉方的“败诉”，但却往往导致警察、检察官的职业前途受到消极的影响。毕竟，一个没有将案件办成功的警察或检察官很难继续得到其上司的欣赏和信任，其获得奖金、升职的机会将因此而变得渺茫，况且，根据所谓的“错案追究”制度，案件一旦办错，负责承办的警察、检察官往往会因此而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利影响。因此，无论是检警机构还是警察、检察官本身，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无条件地追求胜诉结局的利益之争中，而不可自拔。在此情况下，如果有哪一个证人改变了原来的证言，而改作有利于辩护方——也就是可能导致被告人被判无罪的证词，那么，对该证人采取刑事追诉措施，促使其改作有利于自己的证言，就无疑会成为警察、检察官的本能反应。

    其次，如果说证人可能因为当庭改变证言而受到刑事追诉的话，那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因为“唆使”、“引诱”证人改变证言而受到“妨害作证罪”的指控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为什么一个证人改变了证言会引发出证人乃至辩护律师的厄运呢？这里面有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上的自由化政策的不断实施，律师成为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阶层之一。再加上现行的《律师法》不再将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而视其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的官方身份不复存在，但其服务的领域却得到扩大，经济收入总体上也大大提高。而警察、检察官甚至法官却还处于低收入者的群体之中。与一个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在一个案件中所获得的利益相比，警察、检察官的收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不可避免地触发大量警察、检察官心理上的不平衡现象。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会促使警察、检察官对律师采取轻则刁难、压制，重则制造麻烦、借机整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在检警机构与律师产生职业冲突的同时，律师界的职业道德状况还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问题。为迅速地获取经济利益，有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包打官司”，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如帮助被告人串供，引诱证人作虚假证言，隐匿、毁灭甚至伪造证据，帮助被告人贿赂法官、检察官或警察等。由于律师的管理体制处于较大的转型时期，在司法行政机构与律师协会就律师管理问题产生微妙的协调阶段，对具有上述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律师在管理上放任，在惩戒上则有失宽纵。因此，一旦发生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检警机构“本能地”想到证人故意提供了伪证，律师则肯定在背后起到操纵或怂恿的作用。于是，检警机构对证人的刑事追诉，除了要逼迫其改作有利于公诉方的证言以外，还要“挖”出证人作伪证背后的指使者和利诱者，以便将“妨害作证”并进而妨害司法活动的律师绳之以法。追诉证人的目的在于最终“查获”违规的律师，这在很多案件中都有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