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在北京承办一起刑事案件……证人甲最初作为公诉方的证人，证明被告人确有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行为。后来，证人甲表示愿出庭作证，推翻原来的证词来证明被告人没有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我把证人甲出庭的通知书送到法院，当天晚上公诉人给我打电话，说如果证人甲出庭改变原来的证词，他会马上报告检察长，要求休庭并把证人甲带回检察院……为证人安全考虑，我只得放弃让证人甲出庭。

    还有一次，在山东某地，被告人被指控犯有受贿罪、贪污罪，证人乙最初作为公诉方证人，证明被告人确实收了钱；后来证人乙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原来的证词，证明被告人没有收钱。原来的证词是被侦查机关殴打、逼迫的结果。证人做完证，法庭让其当庭核对证言笔录并签字。这时，检察院、公安局的人一拥而上将证人乙推进早已准备好的警车里，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证人乙亲属的叫骂哭喊声中将证人乙带走，关押了很长时间。……[1]

    在律师讲述的两起案件中，证人甲仅仅因为打算出庭作证，改变原来有利于公诉方的证言，就受到检察人员的威胁；证人乙则因为在法庭上推翻了原来被迫作出的证言，而该作辩方证人，就被检警机构强行羁押。显然，改变证言的证人所遭遇的首先是伪证罪的指控，以及随之而来的拘留、逮捕、羁押、起诉等刑事追诉行为。不仅如此，因为改变证言或者出具不利于公诉方证言的证人，还经常受到检警机构的威胁、强迫甚至刑讯逼供。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庭审判阶段，甚至出现在法庭上、法官面前。遇此情况，法官不是充耳不闻，就是无可奈何。甚至在检警机构对所谓的证人“伪证”案件进行刑事追诉时，针对原被告人的法庭审判尚未结束就被迫中止。

    很显然，与检警机构以刑法第306条的名义，当庭拘捕涉嫌“妨害作证”的辩护律师[2]一样，这种当庭拘捕辩方证人的行为，也是一种变相的“原告直接抓被告”的情况。只不过，前者是作为原告的检察官、警察直接动手抓被告的辩护人，后者是他们直接抓被告一方的证人。如果说在审判前阶段，“原告直接抓被告”对于顺利开展侦查活动而言，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案件到了法庭审判阶段之后，在法官面前，面对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以及为被告人提供有利证言的证人，检警机构还能否动辄采取刑事追诉手段吗？基于对人性固有之弱点的体察，笔者不能不对此做法的正当性表示深深的忧虑：无论证人“事实上”究竟是否做了伪证，仅凭证人提供了有利于辩护方的证言，或者改变了原来有利于公诉方的证言这一事实，就认定该证人做了伪证，并对其采取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这很难不令人怀疑警察、检察官行为的动机。毕竟，证人的证言是极为不利于检警机构，而有利于它们的对手——被告人的。也毕竟，警察、检察官一般都有着获得法庭胜诉的基本欲望的。结果，在证人是否伪证的问题上，怀着职业偏私的警察、检察官，事实上越过法官，成为案件的裁判者，并将证人的自由、财产甚至命运玩弄于鼓掌之中了。这种容许“原告当庭抓被告的律师和证人”的制度和实践，无论如何都违背了“公平游戏”的基本原则，破坏了人们心目中最低限度的公平感和正义性。

    三、 问题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警察、检察官就愿意制造冤假错案，而不顾司法公正了吗？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警察、检察官享有较大的追诉犯罪的权力，“任意”追诉改变证言的证人是否意味着权力的无限膨胀？在法庭审判阶段甚至当庭将证人予以拘捕，对警察、检察官究竟有什么“好处”？……

    在笔者看来，以这样的方式提问本身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打算对所谓检警机构“抓证人”的问题进行一点相对客观的实证研究，而不是流于情绪化的“批评”甚至“批判”的话，那么我们确实需要考察一下问题的由来和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