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利益不需要保护，而是说法治社会的司法理念应当是保护自由和权利，通过保护自由和权利来保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当然包括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这是法治机制中的应有之意。然而，尽管“执法为民”的立意很好，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执法为民”的理解和运用，却多少带有“保民”、 “敬民”的传统味道，甚至潜在地把“民”当成了执法对象，这确实是不应该的，也会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

　　第四，忠实于法律、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不容置疑的神圣职责，这在国际上也是通例。而司法机关接受党的领导，一方面体现在司法原则、法律规则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法律化”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党对司法干部的组织管理上。这与司法机关忠实于法律、公正司法并不矛盾。但是，上述“执法大检查”却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运动化”倾向，如果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总是随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随领导人的讲话、态度改变而改变，那末，就带有某种“跟风”之嫌，其实际绩效可能和领导人的初衷和意向完全相悖。这不仅不利于贯彻党、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意图，也会对正常司法活动和法治国家建设构成直接的威胁。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忠实于法律和公正司法，何谈“执政为民”？又如何“执法为民”呢？

　　第五，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这里丝毫不能否认“执法为民”对于人民群众自由和权利保护的良好出发点，其针对的应该是“执法为权”的官本位、执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现象，从这一角度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也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但是，具有较浓政治韵味和运动化倾向的“执法为民”，似乎可以“治标”却很难“治本”。就是说，我们应通过体制改革来消除以权压法、以权抗法和司法腐败的土壤与环境，这才是根本所在。另外，我们也丝毫不能否认，“执法大检查”活动的成绩是重大的，特别是对冤假错案、超期羁押、违法办案等等问题的查处和纠正。也不是说司法活动中没有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不应该采取“运动化”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运动过后问题还会重演甚至反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度的司法改革和健全制度，才能获得长期和根本的解决。

　　由上可见，对待“执政为民”，司法机关不能像行政机关那样具体贯彻，而应采取司法原则的形式来贯彻。至于以套用出来的“执法为民”为主旨而进行的“执法大检查”，则是明显不符合法治精神和原则的，应尽量减少或不搞。

　　五、司法独立、公正与法治：任重而道远

　　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的法治进程进入了快车道，法治建设的成就自然也不可低估。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不仅司法“政治运动化”倾向严重存在着，法治的“表层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并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隐患和潜在危机。比如，我们的立法速度居高不下，给人一种法律制度快速健全和完善的直觉，但是，很多法律出台后似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纸上的法律”，而没有真正变成“生活中的法律”；再如，我们的司法改革也呼声甚高并稳步推进着，但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体制改革，而仅停留在换了一身与国际接轨的“行头”，那么，握法锤的手必将还是原来的那只手，法袍之中的人必将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同时，关于法庭上法官、公诉人、律师座位高低的分歧、开庭时公诉人是否需要起立的争议等等，就已表现出司法改革中较浓的权力、地位之争，而不是法律神圣权威和司法公正精神。至于政法委、纪检委对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办案的直接指挥、督导和干预的情况，则较为普遍。应当说，政法委的督办、纪检委组织“专案”的查处，一方面反映了党对惩治腐败、推进法治的坚强信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党的高度重视和领导，增强了查处力度。近年来查办了很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大、要案”（包括陈希同、成克杰等具有“领导人”级别的国家要员），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是，各级政法委、纪检委对检察院、法院的过多干预也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在个别时候、个别地方，甚至违背刑法追诉额度的规定而“指示”专案组对“××万元以下不予追究”，或不经法定程序而指令司法机关“立即放人”，等等。而有很多“专案”的罪名和刑期都是已预先定好了的，检察院和法院只有服从的份，司法程序就变成了一种形式，等等。这些都严重妨碍了司法独立和法治进程。要克服司法“政治运动化”和法治的“表层化”倾向，就必须深化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法治的实质性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