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处理司法独立与权力机关对司法的监督的关系。

　　司法独立绝不是不受监督的。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利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最高的法律监督，也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行使职权所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我国司法独立的内容的组成部分。因为在我国司法独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人大监督下的独立。

　　然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仍然需要作出探讨。在这方面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应当予以澄清。

　　一种观点认为，人大的监督与司法独立是矛盾的，因为司法对人大承担政治责任，这意味着司法的政治使命，司法的自治不可能存在[xciii].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司法独立决不是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着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司法。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也不是一种政治的干预，只要这种监督适当，对保证司法严格执法公正裁判仍然是十分需要的，即使是在西方国家议会对司法的监督如对法官的任命和弹劾仍然是存在的。不能说因为有人大的监督的存在，司法独立便不可能实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是个案的监督，人大有权干预个案的审判、 对个案行使审批权，尤其是我国宪法关于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批权的规定中，并没有提到司法机关可以不受权力机关的干预，因此，权力机关干预个案是符合宪法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极不妥当的，尽管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权力机关的干预，但宪法明确区分了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最科学合理的分工。宪法本身就是对国家机构的职权的合理分工的确认，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分别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决不能相互代替行使职权。否则是违宪的。更何况人大对个案行使审批权，不符合法定的程序，也会降低人大的地位，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探讨。

　　总的来说，我认为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应向人大负责，绝不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当接受人大的指示。所谓负责，是指通过严格执行人大制订的法律，努力作到裁判的公正，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履行了人民的重托，绝不能把负责理解为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当服从人大的具体领导。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原则上主要是对法官的任免的监督以及是对法院院长工作报告的审查，而不应当是对个案的指示。应当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权力机关不应当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作出指示，否则会妨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目前，由于权力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缺乏一套具体的程序，以至于在实践中常常出现监督不利或者以监督为名非法干涉司法工作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尽快制定有关监督程序方面的法律，以保障权力机关对司法的监督的正当、合法、有效。

　　三、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

　　实现司法独立，还必须处理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司法与行政不分并从属于行政，因而行政干预司法成为我国一项落后的传统，此种陋习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在建国以后，司法一直与行政的关系十分密切。195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0条确认，“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庭）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和监督”，1954年的宪法尽管确认了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并将司法机构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但在人财物等方面，仍受同级政府的管理。此种体制决定了司法机关尽管在宪法上的地位与行政机构是平行的，但实际上要受制于政府。在许多地方，司法机关常常要把保障行政权及实现行政目标放在重要地位，要求法院配合行政的中心工作和目标。某些地方的法院根据本地行政机关的要求，而提出对本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以致于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极力保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甚至为了本地的当事人的利益而扣留外地的人质，引发各种矛盾和纠纷。某些行政机关把法院作为其一个职能部门对待，经常以配合中心工作为名，抽调大量的司法审判人员从事一些非司法的业务活动，例如，某些乡镇政府部门，命令法庭干警到农村催粮催款，滥用司法权威，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声誉。至于某些行政长官随意干涉司法活动的现象在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xc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