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官方人权的主要特点

　　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的官方人权在历史发展上和现实政治理论发展上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对它作一个总结性的研究了，也就是我们要在这里探讨的主要特点问题。作者认为，任何政府人权都有三大特点：对外性、被动性和主导性。这里主要探讨中国官方人权的特点，现分述如下：

　　（一）官方人权的对外性

　　根据上文介绍的情况，从1985年邓小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1991年政府正式发表人权白皮书直至现在，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阐述主要是向外国人讲的，对本国人民讲人权的时候不多，即使在1991年以后的历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谈及人权，也多是说明中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原则、立场和成绩，只是在1997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才开始谈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项民主任务是“尊重和保障人权”。52 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的官方人权具有对外性。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对外开放所必然带来的外部人权压力，即便中国的实际人权状况已经达到了西方的水平，中国政府对内仍不会把人的权利说成是人权、把权利保护看作是人权保护的。因此，外部的人权压力事实上是一种促进的力量，它构成了中国人权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人权概念得到正式认可以来，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层面上，政治和政府行为所引起的人权思考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观念，政府本身和政府工作人员也已日益重视人权方面的社会舆论。尽管如此，人权对内仍多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地位上，并未构成人们一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还未形成任何制度措施，特别是未能成为司法过程的一部分。总之，中国的人权仍是对外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官方人权称之为“对外人权”。

　　决定中国官方人权的对外性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前文也有涉及，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思维模式方面的影响。中国官方对内之所以“忽视”或鲜谈人权，除前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观点等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时的世界观特点。人权观以具体的每个人为出发点、以具体的个人为权利问题的主体而展开。然而，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曾以“现实的人”为理论考察对象，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经济和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深入，他们对工人和资本家等社会群体进行讨论时，就不是以单个的人为主体的了，强调的是作为阶级的人了。简言之，作为德国理性思维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形成过程中是以集合的人为对象的，这种世界观本身对人的看法就是集体性的。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1978年就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但原有世界观的思维惯性仍使中国政府持续地忽视对具体的个人的注重。

　　（二）官方人权的被动性

　　与官方人权的对外性相适应，它也就具有了被动性。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认识、在人权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在国际人权问题的态度，都取决于外界力量的推动，这些力量多种多样，如国际人权组织、外国政府、民间团体甚至是有影响的中外各界人士，又如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前进的速度也取决于这些因素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也就是说，“对外人权”即指：一方面人权的发展系出于国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应付这种压力而被动地实施人权保护。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官方人权，被动性是其共性。不过，在中国，由于社会形态仍处于威权社会的模式中，社会活动对公共权力的依赖性和依附性较大，反过来就使官方人权的被动性更大一些。较为突出中国官方人权被动性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采纳新人权理论意识上的被动，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特别是宪法确立的、作为宪法总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在有关权利和自由方面的不足，使中国政府在接受人权新观点新看法上过分慎重。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人权保护制度上的被动性，包括对特定权利的性质的认识、法律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等方面，政府都要由外力推动方能前进。举例来说，中国1982年宪法中刻意取消了对罢工权的规定，但1998年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在公约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对待罢工权将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第三个方面的被动性表现在政府通常不会自觉自愿地承认人权保护问题上的缺点和不足，对政府来说，承认不足的前提是先肯定进步，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承认不足就意味着没有成绩或政府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