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美国的联邦宪法是在简单国家时代制定的宪法，仅列举了非常有限的联邦权力，宪法的权力均势是明显倾向于州的。德国基本法则是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央政府在宪法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实际的宪法运作中，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权力持宽容态度，使得联邦权力不断拓展，州权不断压缩；而德国的宪法法院却倾向于保护州权，使联邦和州同等地受基本法的约束（参见前注71，张千帆书，页192—207）。形成类似对照的还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劳东燕曾在此问题上给予我有益的提醒。

　　[95] 同前注67，张千帆书，页30—31.

　　[96] 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页97—98.作者所强调的是，在美国式的民主制行政中，大众控制、立法监督和司法救济的机制可作为官僚制行政体制中官僚控制机制的替代品。

　　[97] See David V. Edward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xperienc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88， p56.

　　[98] id， at p56.

　　[99] 同前注5，惠尔书，页15.

　　[100] 麦迪逊认为美国宪法在制宪上需要各州的一致同意，是联邦性的；在政府权力的来源上，联邦议会的下院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上院由作为平等实体的各州产生（在当时，由州议会选举上院成员），因此部分是联邦性的部分是国家性的；在联邦政府作用的方式上，政府权力直接及于公民个人，是国家性的；在政府的权力范围方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在自身的权力范围内具有最高权力，因而是联邦性的；在修宪方式上，既非完全联邦性的也非完全国家性的。同前注10，页195—198.此处需注意的是，麦迪逊所称的“联邦性”是指的“邦联性”，“邦联”的实质是种契约形式，因此，这里所指的“联邦性”即是指美国宪法中体现契约成分的要素。

　　[101] 如完全实行麦迪逊所说的“联邦式”的修宪方式，每一个对州有约束力的宪法修改都要经过联邦每一个州的同意才能生效，则这一体制就不是“联邦”而是“邦联”了。

　　[102] 在这方面加拿大的情形是同样的。加拿大宪法虽然意图确立联邦权力的优势，但联邦对社会事务享有的列举权力仍极有限，对省内财产和民事权利立法的权力也被授予各省，并由此导致了日后权力配置向省的倾斜。这方面的内容还可参见前揭惠尔书，第151页到206页。

　　[103] 《联邦党人文集》第二十三篇至第二十六篇，第四十一篇至第四十三篇。

　　[10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宪法制定的初期，州在宪法中是保留退出权的，这是典型的契约性特征。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州的退出权才被从宪法中去除。

　　[105] 笔者认为这一转变的起点应当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二战后德国的联邦体制基本承袭了魏玛宪法奠定的体制。虽然笔者未把魏玛宪法作为本文比较的对象，但魏玛宪法在联邦体制的研究中应当具有重要的意义。

　　[106] 巴西宪法中存在着一定的补救机制，宪法规定倾向于取消联邦的修正案不予审议。巴西宪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马来西亚的宪法则不存在该类补救措施。

　　[107] 同前注5，惠尔书，页40—41.

　　[108] . New York v. United States一案也可参见前注67，张千帆书，页183—191.

　　[109] 有学者认为美国“双重联邦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的。See Roderick M. Hills， J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operative Federalism： Why State Autonomy Makes Sense And ‘Dual Sovereignty’ Doesn‘t”， 96 Mich. L. Rev. 813 （1998）。

　　[110] See Roderick M. Hills， Jr.， “Federalism In Constitution Context”， 22 Harv. J.L.  Pub. Pol‘y 181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