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的法制统一是学界多年来关心的问题，但学界关注的焦点始终在立法权的分配上，认为是立法权的分散导致了政出多门，而忽略了我国的司法体制不仅没有对法秩序的统一性起应有的整合功能，反而加剧了法体系的不一致性。[152]事实上，从联邦制组织国家结构的实践来看，通过司法体系的功能，一个立法权分散的法律体系完全可以实现其内在的一致性。反之，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承载此种功能，则即使在一个立法权完全一元化的法律体系中，也仍然可能出现实际中的多元法秩序以及彼此间的冲突。毕竟，普遍性的法规范是通过个别性的法规范最终发生作用的，法律文本表面上的一致不等于法秩序真正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无论是否在我国的国家结构中引入联邦主义因素，重塑我国的司法体制，使司法体制对国家结构承载起应有的功能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司法体制能够承载上述功能之前，我国依靠行政命令来维系行政体制运转的局面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可能真正开启法治化和理性化的空间。

　　再次，这一联邦制的比较研究可以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交往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美国等早期联邦制国家从二元联邦制到合作联邦制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显示了中央政府职能在现代社会中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内部频繁交往的结果。由于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人民的不断交往，狭隘的地区观念不断被打破，对赖以交往的规则的一致性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终导致多元的法秩序日益趋向一致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法秩序一致性的提高只是一种结果，它反映了一个社会本身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社会同质性程度的提高不是依靠中央集权实现的，而是依靠不断的社会交往实现的。事实上，“二元联邦主义”的美国传统体制也被称为“贸易共和”，联邦政府早期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旨在促进贸易，[153]而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社会交往，一种有效的社会交往。通过促进社会交往，联邦政府不仅显著地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成功地使美国从一个州权盛行的有限联合体，成为一个公民认同程度很高内部结合紧密的现代国家。

　　笔者认为，这一原理对于单一制国家也同样适用。诚如麦迪逊所言，公民之间的不断交往，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有助于法律和习惯的普遍同化。维系一个国家一体性和法秩序统一性的真正力量莫过于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相互了解和彼此认同。而在我们的单一制国家，要真正促进国家内部的整合，促进国家一体性程度的提高，也必须促进各地区公民之间的不断交往，拆除人为设置的壁垒，唯其如此，才能增进国家长久的安定和统一。

　　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尚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设最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还需要学界对于国家结构的持久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意图以此初步的研究抛砖引玉，倘若能得到学界对此的批评，笔者之愿足矣！

　　参考文献：

　　[1] 参见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单一制下的地方立法相对分权》（华东政法学院，1999），发表于《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期（2001），页1.

　　[2] 在这方面，最近的有代表性的表述为“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是中央根据管理的需要划分建立的，地方享有的权力，不是本身固有的，是中央授予的，中央对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对外由中央政府统一代表国家行使主权……联邦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联合而成的国家结构形式。联邦的成员邦本是主权国，它们在组成联邦时，各自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联邦行使，其余权力保留在自己手里。在联邦制下，联邦（中央）和各成员邦（地方）都享有主权，都有自己的宪法。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凡宪法没有规定属于中央的权力，都属于地方的权力”。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