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国人民法院模仿罗伊判例解释宪法，这就成为没有任何争辩余地的非法解释，因为，我国的制度背景根本不允许当事人通过诉讼挑战法律本身的合宪性，法官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力进行违宪审查。从另一方面观察，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又拥有世界上任何法院都不敢梦想的、法律的超级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脱离案件事实而对法律进行一般性解释（例如：就某一法律制定若干条实施意见），可以通过一般性解释而扩张、限制、补充和制定法律。如果一个美国法官进行类似的法律解释，肯定会受弹劾，因为，美国社会不会容许法院明目张胆立法。但是，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创法解释具有传统基础：从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缺乏可以辨认的“外在法”-没有成文刑法、民法和诉讼法，法院判决没有先例约束力，民间习惯被认为是必须革除的陋习。因此，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创法性司法解释而填补法律空白具有一定合理性。（63）从1949年依赖，最高人民法院意志按照这种方式解释法律，立法机构从来没有对这种解释方法提出质疑，这种解释已经成为中国法制的组成部分。如今，中国已经结束了法律空白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已经开始从“橡皮图章”向一个名副其实的立法机构转变，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法律空白时代”的创法解释权，其合理性迟早会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焦点问题-一个权力相对薄弱的法院却拥有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法律解释权，这一现象本身隐含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2.在围绕罗伊判例的论战中，立场对立的法官显示了他们不可争辩的共识：法律解释的作用是陈述审判理由-重要的不是法官得出什么结论，而是法官如果得出结论，法官支持结论的论据是什么。因此持主导意见、附和意见、不同意见的法官纷纷发表长篇大论，某一案件不同意见的长远影响可能大大超出主导意见（例如Holmes在罗奇纳案的不同意见）。

　　法官可以发现宪法文本之外的权利，但是，法官决不能裁断是非而不陈述审判理由，一个没有审判理由的判决被认为是司法专横的象征。在中国，司法判决基本上没有审判理由，判决书通常的程式是：案由、事实和判决三部分，绝大部分判决深知不引用法律条文，只是声称：“根据xx法第xx条，判决如下：……。”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法官不愿意陈述审判理由，而是制度排斥法官陈述审判理由。首先，在中国，法律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机构而拥有的专门权力，因此，法官个人是无权解释法律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其次，作出判决的是一个司法“单位”（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民庭、经济庭、刑事庭），而不是法官个人，法官有义务和他的“单位”保持一致，法官通过判决而发表与众不同的法律见解是一种异端；再次，中国在理念上一直被认为是大陆法系国家而否认前例对法院本身的约束力，尽管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法律传统、民法法典化程度和中国式经验主义对形式理性的排斥态度都很难支持这样的结论，但是，学者们对此坚信不疑。于是，法官的智慧不是用于创造先例（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似乎特别需要这样的司法先例，因为，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不能等到法律“完善”后再解决），而是用于寻求终审法院对在审案件进行“指示”。（64）

　　3.在美国宪法颁布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社会变化“沧海桑田”，宪法文本依然故我。为什么美国宪法显示出超常的稳定性？Holmes在罗奇纳异议中声称：美国宪法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创制的，因此，法官不能按照一种理论去解释宪法。一个社会的多元利益之所以能够在宪法中找到竞争场所。一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之所以能够将200多年之后的变化一一融入宪法，而不必修改宪法文本，一方面是因为宪法文本当初没有采纳一元化理论（其实，这是一个难以证实的、有关立法意图的结论），另一方面是美国人民不愿意受一种教条舒服，美国人民不接受以一种理论为一句的宪法解释，Holmes的智慧在于他是按照美国人民的性格去解释宪法。在法院适用宪法的过程中，美国宪法从文本法律变成实际发挥效用的法律：在遵循前例的规则下，宪法解释积累了几代人的经验智慧而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相反，如果美国宪法明文宣布它以一种理论为根据，Holmes的理由就不能自圆其说；如果美国宪法成为记载最后一轮政治斗争胜负的宣言，那么经验积累就会频频中断，宪法文本就会不断更新，宪法就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权威性的传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