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骥认为，国家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社会联带关系中的主体并不享有任何主观权利，因而国家并没有什么公共权力。“我认为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之所以绝对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因为这种意志具有高于人民的性质的这种概念是想象的，丝毫没有根据的，而且这种所谓国家主权既不能以神权来说明，也不能用人民的意志来解释，因为前者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后者则是毫无根据、未经证明、也不可能的假设。”[12] 国家只具有强力，即在物质上、精神上、宗教上和数量上对它方的影响力或支配力。[13] 在法律上，这种强力并不是权力或权利，而只是运用来为弱者提供更多服务的义务或手段。国家的这种服务，也就是履行社会职务的活动。“完成职务，是统治阶级的义务，也是公务的目的”[14] 并且，国家的强力也只能用来为他人服务，因为国家必须为增强相互合作的社会联带关系而努力，只有当它依照体现社会联带关系的法律规则为他人提供服务时才是合法的强力。国家即统治者的强力虽然是一种服务，但被统治者并不能任意拒绝服务，而应当、并且也能够配合或协助统治者的服务。因为，凡属于人都“没有毫无动作而懒惰的权利，统治者可以干涉而使他工作，并且可以规定他工作。因为统治者就是在迫使他完成他的社会职务的义务。”[15] 国家强力也正是取得被统治者配合和合作的强制手段。“事实上这种最大的强力往往是，而且多半是被迫服从的较弱的人们甘愿接受的；这些较弱的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自动地、恭顺地服从强者的命令是会有种种好处的。”[16] 配合或协助服务，就是被统治者基于社会联带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因此，国家与被统治者之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他还认为，国家及其行政主体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需要而变化；从此发生了行政法观念的世纪性伟大变革。[17]

　　狄骥的理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大陆法系国家，除了以狄骥为代表的法国波尔多学派外，还有法国学者勒内。达维的宣传，德国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的论证。勒内。达维说，行政管理在组织上，涉及大批公务员之间的共同协作。在管理手段上，行政主体可以单方面作出行政行为，但“在福利国家时代，随着行政机构权力的加重和责任的增多以及行政机构的职能在性质上发生的真正变化，在国家、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关系。许多和社会福利有利害关系的工作，如果没有公民的协作和企业的联合是不可能完成的。”[18] 福斯多夫在1938年发表了《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详细阐述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关系。他认为，个人的“社会依赖性”决定了行政主体的任务或职责是为相对人提供服务，即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提供“取用机会”和“取用设施”。同时，也决定了相对人对国家及行政主体而言的“分享权”和“分享权”之下的“参与权”，以及支持、合作和信赖义务。服务与合作是双方的、自愿的。因此，“公共机构所拥有之权力也不是由法律所规范，或者至少不必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据，而可以有自己的规章，或是依‘事物之本质’，实质上地获得规范的效力。法治国家用法律来保障个人自由的原则，亦不妨碍公共机构对于人民拥有规范之权力，因为基于法谚‘自愿者不能构成不法’可以认为公共机构之权力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而可以对自愿接受公共机构支配之人民（使用者）的权利予以限制。”[19] 当代德国学者彼德。巴杜拉也认为，20世纪是“社会法治国时代”。在社会法治国时代，“不似自由主义法治国专注个人财产（关系），而是以‘个人劳动’（工作关系）为著眼的社会。行政法使行政与个人或团体产生了一种‘指导与服务性’的法律关系，来保障个人的福祉。依社会法治国的理念，行政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引导’及‘服务’行为。”[20]德国的上述理论对日本等国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在注重实践和经验的普通法系国家法学家们，也接受了服务与合作的观念。荷姆斯认为，法律的实质是为人们提供某种“方便”或“公共福利”，警察权或行政权的广泛存在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方便”或“公共福利”。庞德则分析了分权、制约和对立的弊端，肯定和展望了权力的分工与合作。现在，信任、合作已成为美国行政法的重要原则。[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