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区发展”动力机制演变过程-官民推动力量对比的三步曲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既是西方城市社区形成的动因，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推动的“恒量”之外，政府和社区自身构成了社区发展动力机制中的二元变量。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官民二元动力机制”经过了“民”“官”“民”三个阶段的演变。

　　阶段1――“睦邻运动”之波澜不兴。城市社区的出现是顺乎自然的，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生秩序”的产物，它不因计划或设计而形成，是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直到20世纪初英、法、美相继出现“睦邻运动”、“社区福利中心”运动，都只是社区自身主导推进，谋求社区团结和更好生活条件的结果。至于政府，在一边敲边鼓而已。

　　阶段2――“社区发展计划”之大潮涌动。二战后，贫困、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困扰西方世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大行其道，刚从战乱中恢复元气的各国政府则顺水推舟，发动社区整合资源、开展自助。51年联合发出“社区发展运动”倡议，倡导以乡村社区为单位，政府机构同社区内的民间团体通力合作。城市社区一样深受启迪，于是官民携手，二元结构开始达成新的平衡。

　　阶段3――“黑堡宣言”之归去还复。进入50年代，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学者开始质疑行政学开山祖师威尔逊的行政、政治二分法，认为对“效率”的追求忽略了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在美国维吉尼亚，加里万斯莱等五位教授以头脑风暴会议的形式写出著名的《黑堡宣言》，指出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不完全是公共行政问题，而是整个政治体系的问题。政府应提供适当的公共空间，让公民积极参与，谋求公共行政的制度重建。这样，公共领域的目标由为政府失灵“补台”转向防止政府“越位”。此时适逢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构建。哈氏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自治领域，公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为人们提供讨论公益事务的空间，城市社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公民社会的微缩。在历来有不服从传统和自治精神的西方，新理论迅速推动二元动力机制向“民”方回归，同时，社区的地理特质被部分地消解。

　　二、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动力机制分析

　　尽管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可分为传统街坊式、单一单位式、混合式和城乡演替式等四种，但从总体上讲这些“社区”只是50多年来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区划的产物，或许用“行政社区”这个词来概括显得更加准确-也有学者提出“法定社区”的概念，应是基于同样的认识。

　　1、关于社会历史条件――转型期社会。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市场经济取代，大锅饭、福利分房已经或行将消失，户籍制度受到的质疑，社科院“十大阶层”的研究结果使人对社会分化的速度瞠目结舌。在文化传统方面，尽管文革以来人与人信任急转直下，传统儒家思想的复兴也还只是学者的目标，但转型期社会人孤独、受挫的心理逐渐为社区提供了替代性的人本动力。勿庸置疑，城市社区形成的经济文化条件已诸事俱备。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转型的实质乃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官民”关系重构的内在要求不可逆阻。

　　2、当前“社区建设”的二元动力机制

　　（1）来自官方的迫切推动。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官方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寻求政治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层决策者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失范是下决心推进社区建设的触发因素。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动荡性，使得城市社区无时无刻不处于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老龄人口保障等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群体中会普遍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合法性危机，甚至带来亨廷顿所谓的“普力夺”现象。在基层政府官员看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的焦虑和迁怒，已经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会使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放大。出于这种担忧，中央和地方政府戮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动机足可理解，力量异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