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行政规章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生和存在是社会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行政规章的低效益性要求我们革新传统的行政立法观念。行政规章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干预应在必要的法律事项和限度内，其可行性和效果要经受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检测，应科学处理行政立法程序中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的相互关系。行政规章丛生以及其逻辑结构中权利与义务的非均衡配置，是立法寻租的表现，必须从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强化行政规章的公共利益性。

　　「关 键 词」行政规章，经济分析，立法寻租，公共利益

　　「正 文」

　　由波斯纳（Posner）开创的法和经济学理论最先倡导对法律规则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缺陷，又在效益基础上构造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法律秩序。法律经济分析的主要角色是驱散某些假公正的论调，藉由向社会表明必须放弃达到某些非经济的公正思想，使法律具有 “经济推论的特色”和“明显的参考经济概念”，立法者尤其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素养”〔1 〕（P14—18）。而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分析规章这一立法现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求和实现规章效益最大化，包括借助法律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论、规制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和阐明规章的必要性、收益性、合理的调控范围以及规章效益的归属主体，揭示和防范规章立法寻租现象等。

　　一、行政规章的必要性

　　简而言之，行政规章的产生是各种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需要”主要包括：

　　1.立法权的分化　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独特性在于，它有权通过制定规则或作出裁决来决定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联合权力。其“立法权”主要是制定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章，这种权力传统上属于议会（国会）的领地，但是它被授给立法和司法系统之外的行政机关。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带来了管理方面的巨大变化，议会等代议制机构的作用日渐衰微，无法满足管理的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不得不把立法权再分配，转移国家权力，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立法机关的授权和司法机关的妥协，使行政机关在有限的资源环境里得以采取必要、灵活而又实际的行政规章手段，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看，立法权结构所回应的是社会的需要，其唯一的源泉和真正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本身。

　　2.政府作用的嬗变　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是防止行政立法滥用的两道防线。其中，立法对行政规章裁量权控制的路径是：由紧到松，又由松到紧，与人们对政府作用逻辑史的认识是一致的，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行政立法观念认识的转变。经济危机以及深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社会诸问题，凸现了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勒茨总结了历史上对政府作用认识的两次变化，其一是：承认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市场，若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历史经验证明，政府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2〕。行政法学者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认为，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经济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垄断、破坏性竞争、物资匮乏和外部性问题。当市场不能通过竞争理论产生可预期的收益时，社会有几种可能的选择：（1）容忍市场所谓的效果；（2）通过运用反托拉斯法重塑充满竞争活力的环境；（3）以政府所有权取代市场之下的公司私人所有权；（4）通过规制公司活动而保持公司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经验是选择了政府规制手段，也“毫无疑问地，规制机关是通过行政规章和法规运作的制度化的官僚政治。”〔3〕（P5）“行政规制， 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永久性特征”〔3〕（P384）。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政府推进型或变法型模式。行政权不再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外在变量”，而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保护性国家”，而是“生产性国家”。因此，行政立法显得尤其重要，行政规章成为政府行政规制强有力的法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