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深圳晚报发表了翟玉娟《“最低”有助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我反对而进行反驳的。事实上，该文章只是充满一种感性诉求，却没有科学理性的分析。翟玉娟强调财富分配，但是却不知道财富如何创造。翟的文章，很多地方都是仅仅有论点，却没有充分论证过程。

　　翟认为，“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最低工资调整，经济学家通过实证证明最低工资的提升并没有带来的大量增加，适当地提高工资有利于促进就业。”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就好像说水会向上流一样荒谬。要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那么科学含义荡然无存。需求定律的内容是价格越高，需求越少。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价格必然影响着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其实，翟的文章有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完全违反经济学常识。翟认为，“全国高的地区，恰恰是经济发展最迅速、外来就业人口最多的地区，而最低工资标准低的地区也并没有因之而增加就业。”并非是提高最低工资促进就业，而是对劳工大量需求，从而导致企业自主提高了最低工资。这个道理很简单，有钱人开名车、住洋房并不是有钱的原因，而是有钱的结果。翟没有分清其中因果关系，把结果当作原因，实在错得离谱。

　　翟把劳工收入增长缓慢归咎到企业剥削加重，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翟能够认真看一下这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不会说出这些荒谬的观点。当我国的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却是其三倍。1995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0.67%;到了2007年，这个比重将突破20%。当政府拿得多了，能留下给劳动者的自然就少了。因此，真正诚意改善弱势群体收入，不是立法提高最低工资，而是减税。

　　一些残疾、低技术、低学历、年龄大的失业人员，他们找工作的难度之大。因此，即使这些工作的薪水低于最低工资，他们也很乐意接受。如果有了最低工资法，企业给他们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就是违法的。因此，就没有企业愿意招聘他们，结果只能继续领取政府可怜的失业救济，甚至无法领到。因此，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残忍的。

　　如果政府要增加这些底层人士的收入，就必须拿出一点诚意。正如黎永刚说的，“政府需要做的是拿出真金白银来帮助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人，而不是出台一项规定要企业出钱而自己却是做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拨’。”要是相信法律可以增加劳动者收入，为何不把最低工资提高一万元，甚至干脆立法“规定”人人都是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