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当还是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童增萌生出对日索赔这个想法时，他不会想到，此刻的想法将激起以后近二十年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波起云涌的大潮。而他未来也将以“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二十年，时光荏苒。此间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进程一路风云跌宕。虽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离我们渴望的胜利还依旧遥远。

　　“当时是看到一则报道。说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马克。”

　　这个消息让童增很自然的引发出对日索赔的念头。

　　童增最先考虑的是国家赔偿的思路。1991年，童增开始联系一些政协委员向“人大”进言，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但没有得到他所渴望的答复。童增开始转变思路。凭借一己之力，开始借助媒体等平台向外宣传对日民间索赔的理念。“后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联系到了我。”

　　而一个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的出现，则最终拉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大幕。

　　1994年7月，从新闻媒体了解到童增的故事后，小野寺利孝赶到了北京。双方一见如故。50岁的小野寺利孝表示愿意与童增一起合作，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义务打对日索赔官司。

　　随后双方签署了一份委托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官司的确认书。小野寺利孝随后返回日本，广泛联系各路正义的律师界人士，组建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为中国战争受难者提供对日民间索赔的法律援助。

　　“在二战以后，日本社会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日本市民反战和平运动浪潮。这些帮助中国打索赔官司的律师就是这场反战和平市民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之一。”对日民间索赔资深研究者张剑波表示，日本律师团的成员多达300多名，很多都是自己出钱来帮助中国人打官司，“非常值得尊敬”。

　　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正式启动。而进行法律前哨战的是中国劳工的索赔诉讼。

　　在日本侵华战争末期，因国内劳动力严重紧缺，即从中国强掳劳工押解到日本强制其从事体力劳动，有记载者近4万人，死亡率高达17.5%。1995年6月，以花冈矿山强制押送案的中国劳工率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索赔诉讼。

　　其后，更多领域的侵华战争受害者站了出来，在各个领域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战争索赔。从1995年至今，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案件超过了30件(未包括台湾及香港在日本提诉之案)。涉及到的领域有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日本国政府和日本企业相继成为众多对日诉讼案的被告方。

　　在此期间，国内一大批法律界和知识界人士也出现在对日诉讼案的各个领域，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受难者的代言人。他们与日本律师团紧密合作，全力为战争受难者提供帮助。其中有致力于细菌战索赔的留日学者王选、从事南京大屠杀和中国慰安妇诉讼官司的康健律师、从事东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诉讼的苏向祥律师、从事重庆无区别大轰炸索赔的林刚律师等。

　　虽然在十多年的法律诉讼中，对日民间索赔官司胜诉的极少。但对日民间索赔运动一直未有停滞。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受害者争取赔偿，也是在给日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没有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就不会有中日之间真正永久的和平。”代理“成都大轰炸”的律师雷润认为，这些诉讼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战争赔偿的层面。

　　虽然对日民间索赔走了近20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此间的困难依旧很多。

　　“民间的力量和声音还是太薄弱。” 童增很希望未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能纳入到国家法律援助的轨道上。同时整合现有的资源，强化对日诉讼之间的内部合作，也被视为未来对日民间索赔应该关注和改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