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年轻的大队长，当然不能服众,不过,江必新自有一套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村里一位庄稼老把式，曾当过生产队长，对江必新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娃根本不放在眼里。可让老把式没想到的是，江必新早就动脑筋自制了一个二十四节气表，将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防治病虫害等等标注得一清二楚，背得滚瓜烂熟，不但那些农事江必新都了然于胸，而且因为有文化，懂得一些科学种田的新招数，收成反而更好,就这样那些“老把式”们总算对他认可了。

　　年轻时的6年磨砺，成为他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当资料员时，敏锐地发现我国法律的“空白点”

　　1985年，江必新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法制史”是一个冷僻的专业，不像学民法、刑法等热门专业的，能够直接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单位领导觉得这专业不好派活儿，就安排他到研究室里当一名资料员，帮着收集、整理报纸上关于法院的一些新闻、评论等，供领导参阅。

　　这其实是一个打杂的活儿，江必新也干得非常投入、认真。在庞杂的信息中，他敏锐地发现一个新动向：湖南汨罗县人民法院、武汉市和重庆市中院率先在全国成立了行政审判庭，开始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当时,我国在行政法方面尚处于空白,这一发现无疑让江必新心头一亮。他马上将这些信息反馈给领导，并在当时研究室领导的支持下，动手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一个调研组，专门调查论证行政诉讼体制的构建，而他也因此被吸收到这个调研组，从此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正是以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江必新与众多法律人一起推动着法律的车轮前行。1989年，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问世，确立了江必新在法学界的地位,而使其成为我国屈指可数的国家大法官。

　　违背祖母土葬的遗愿成为一生的痛

　　江必新出生在“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年代，父母常常在外，他几乎是在祖母怀抱里长大的。祖母是一个尊崇传统礼教的人，因抗日战争而早年守寡，含辛茹苦将江必新的父亲抚养成人。她心里无时不装着家人的冷暖，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只要别人有求于她，她总是慷慨相助;她终身劳作而从不知道疲倦，直到九十高龄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但是祖母又是江必新感到此生最对不起的人，祖母生前因恐惧死后火化的痛苦，曾托付江必新：“我死后千万不要火化，让必新想办法让我土葬。”当时江必新正在重庆市挂职政法委副书记期间，祖母病逝，时值江必新负责协调处理几个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祖母去世后，家人来电提及祖母的托付。江必新与祖母感情深厚，死后不要火化是她一生中向江必新提出的唯一请求。但家乡正在厉行殡葬制度改革，作为一名法院的高官，如果他带头不执行规定，必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考虑再三，他决定还是应执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