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是机器、科学技术本身，而是人类发展经济的模式。在近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即由畏惧、崇拜自然转变为无视、主宰自然。如果说石器的使用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第一步，那么铁器的使用特别是蒸气机的使用，则是人类政府自然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由于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的盲目征服之上，遭到了自然的严重报复。世界银行的经济分析学家认为，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忽视或低估环境破坏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时，就会出现环境退化。不论是非洲的热带森林破坏，还是东欧的打气污染问题，都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中，对环境恶化起到促进作用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缺陷。世界银行认为，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出环境的社会价值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由于很难区分和履行对环境（如大气质量）的所有权及使用权，所以不存在环境的市场，不能通过价格体现污染物的有害影响，结果导致大量的污染。第二，一种资源的某些用途（如热带雨林）能够出售，而其他用途（如它对流域的保护）却不能。由于不能出售的用途经常被忽视，因此导致了资源的过度使用。第三，开放的资源使它们可以为所有人开发使用。正像开发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和哥斯达黎加沿海的沙丁鱼资源那样。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效应并没有被使用者所认清，并因此而变得外部化，结果导致森林毁坏以及捕捞过度。第四，个人和团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或使其免遭破坏的低成本方法缺乏了解，如对氟氯烃（CFCs）和臭氧耗竭关系的了解直到现在才被引起重视。而私人公司因觉得难以从中获利，也许就不能提供更有利的信息。

　　二是政策失误。世界银行指出，政府的行动有时鼓励低效能，而这些低效能反过来又会引起环境的破坏。例如，对农业的能源投入、和对伐木和开发牧场实行补贴、公共部门排污不承担责任、按补贴的价格提供一些服务（如电、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公共土地和森林的低效能管理等。马托格罗索和帕拉1970年以来清理土地以开辟牧场的行动，就是实行综合开发资源和税收鼓励措施政策的结果。②

　　由于这些主要原因引起的环境破坏经常被贫困和经济的不稳定所加剧。穷人则更关心他们今天能从自然资源中得到什么，而不是为了明天而保护环境，其行为的结果总是与保护环境的目标背道而驰，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20世纪20年代以来，石油化学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工业污染，致使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构成对人类命运的威胁。人类在这种自己为自己造成的恶果面前，被迫转变无视自然的观念。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修正

　　进入现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各种新的经济学说开始出现。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在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世界上有着三种不同的理论，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是环境保护优先论。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相继出现污染和公害事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要求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品，进而使耕地和工业生产量也指数增长，工业增长又使资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而排入环境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使环境状况越来越恶化。一旦这种增长达到极限，就将导致全球性的灾难。为了使人类免于毁灭性的灾难，就必须让经济发展绝对服从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使人口和经济发展实现零增长。这一理论的代表是“罗马俱乐部”，其代表作是197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该理论都是难以接受的。不过，有的发达国家在该理论的启发下，确实重视了环境保护，并使环境保护放在了比经济发展更优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