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婚姻家庭法的特点。婚姻家庭法是身份法，它调整的是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别的人伦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创设和存在的，而由亲属身份所派生的财产关系也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带有某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色彩。与市民社会的其他财产法则不同，它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

　　在财产法领域，同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一般都具有对价关系，其实质是双方主体的利益交换，权利和义务的区别十分明确。而在婚姻家庭法领域，某些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甚至是很难区分的。比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约束保护，既可视为父母的权利，也可视为父母的义务，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行使同步进行、不可分割，婚姻家庭法便在不知不觉中捍卫了弱者的权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家庭法堪称道德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道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与其他绝大多数“不近人情”的法律规范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它的触角伸入人心中的道德天平、自律规则甚至情感世界。它以大量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公民可以选择的只是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比如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收养与否。一旦决定进入则必然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是法律预先指明、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改变或者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大多数的亲属权利义务被法律硬性规定，无法自由改变，也不允许频繁地变动。与其他民事法律调整财产关系的大量任意性规范突出意思自治、个人本位不同，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是受到多种限制的。

　　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一般都带有某种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法律干预婚姻家庭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诸如运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双方的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建立亲权和监护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使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最贴切的爱护和扶助；承认配偶权，让利益受损害的一方通过特定程序获得救济，等等。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已经对弱者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倾斜性照顾，今后还应一如既往、进一步扩大对弱者权利的保护。比如在确认婚姻无效时区别当事人的善意、恶意、采部分溯及力的无效婚姻制；增加对家庭成员虐待、遗弃的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调整离婚扶养费和抚育费的给付，弥补离婚的不良后果，使因离婚陷于困境的弱者有足够的能力走向新生活。通过这种努力，婚姻家庭将会得到发展，而婚姻家庭法将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