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第一种方案来说，遗体是延伸身体利益的载体，权利人应可以依法支配及处分。确定遗体的安葬方案与遗体捐献均属于遗体的具体处分方式。遗体捐献在我国已经大行其道，一些地方已制定相关地方法规。依照《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的有关规定，遗体的捐献生前由本人决定，并可随时变更或者撤销；死后可由其近亲属决定，但是以死者没有明确反对为限[10].这已表明了对遗体的处分首先并且最终应尊重本人意愿的原则立场。本人生前确定遗体的安葬方案既不违反公序良俗，也多有相关实践，似乎没有加以限制的充分理由，因而理应尊重死者遗愿。这种“遗嘱”自其作出有效意思表示时起成立，因其死亡而发生效力。

    就第二种方案来说，根据民间殡葬习俗确认近亲属的安葬权利与义务，就应党对应为死者生前得确定本人安葬方案的权利，只要不对近亲属造成过重负担，即应受到尊重。

    “移风易俗的社会法律政策”从法律对土葬抑或火葬选择的不同态度可见端倪。“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是《殡葬管理条例》确定的殡葬管理方针之一（该条例第2条）。据此虽应尊重少数民族或某些地区的土葬习俗，但该条例也明确规定，有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该条例第6条）。地方法规《哈尔滨市殡葬管理条例》第5条2款规定：允许土葬的公民死亡后，凡本人生前留有遗嘱或家属自愿实行火葬的，任何人不得干涉。虽然此例规范目的限定，但是对当事人选择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此例同时也表明了法律不鼓励不合时代发展趋势、但又不宜强制除旧布新的某些传统习俗。对本案当事人因历史而形成的一夫多妻状况，法律即采这种态度。法律维持在1950《婚姻法》颁布施行前形成的一夫多妻状况[11]，但各妻之间有尊卑定分的旧制则因违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在摒弃之列。即使各地仍有习惯支持此种情况下某甲与“长妻”合葬，某甲以遗嘱明示与“次妻”合葬的，亦不失为“移俗善举”，应予尊重。

    再看第三种继承法框架的方案。我国《继承法》第21条规定了附义务的遗嘱继承，即“遗托”：“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本案遗嘱人仅通过遗嘱对其安葬方案做出意思表示，未涉及遗产的处理，遗产的处理因而应依照法定继承办理。但是须加考虑的实际情况是，遗嘱人可能是因为不了解继承法的规定而为此种遗嘱，这本身足以说明其非常重视所明示的安葬方案，以至于忽略了通过遗产继承对子女加以制约。理想的方案固然是遗嘱人当时在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设计一份简单明了而有效的附义务遗嘱。但是在本案遗嘱未对遗产分配做出安排的情况下，支持遗嘱人指定的安葬方案，仍可在尊重逝者的意愿使其入土为安与保全生者的财产利益之间求得两全。

    为此，可以考虑类推适用遗托，将按遗嘱人意愿进行安葬认定为法定继承人接受继承的条件。继承人能够履行该义务而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的规定，得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并接受遗产。

    或谓，因为不执行被继承人指定的安葬方案而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结果是否稍过严厉？笔者以为，不能认此过苛。因为：一则，在财产权性质的继承权与精神利益性质的遗体安葬之间，无法断然决出一般性的高下之别；二则，因无正当理由不履行遗托义务而剥夺继承权的，本来即仅以维护被继承人通过遗嘱表现的意志为本，并无对所附义务与继承财产价值之间的对比与考量；三则，继承人在调解或者裁决过程中仍有机会改变其立场，而竟固执违逆遗嘱人意志，甚至不惜丧失继承权的，何足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