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参见江伟、尹小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第27页。

　　[28] 刘治海：《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之比较-兼谈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政法论坛》1991年第1期，第58页。

　　[29] 参见何家弘：《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之我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1期，第68页。

　　[30] 参见田平安：《民事诉讼证据初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31] 参见严端：《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探讨》，载《中国法学》1991第3期，第77页；裴苍龄：《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3期，第82页。

　　[32] 将诉讼法笼统地定性为公法，也是造成证明主体泛化的重要原因。对此笔者主张，应将民事诉讼法归属为私法，以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类属中解脱出来。

　　[33] 参见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1992年第2期，第59页。

　　[34] 参见李浩：《英国证据法中的证明责任》，载《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4期，第37页。

　　[35] 例见陈刚等：《证明责任法的意义》，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98页。

　　[36] 参见陈刚等：《证明责任法的意义》，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99页。

　　[37] 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概念辨析》，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第33页。

　　[38] 主体际诉讼模式是指以主体际思维为其哲学基础的、以当事人为主导主体的诉讼模式，它大致包括绝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形式和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形式。与此相对的是主客体诉讼模式，其以主客体思维为其哲学基础、以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为主导主体，相对而言，当事人在诉讼中则被无可奈何的客体化。职权主义和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可以归入主客体的诉讼模式。

　　[39] 参见李祥琴：《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第66页。

　　[40] 参见叶自强：《举证责任的确定性》，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96页。

　　[41] 参见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42] [美]摩根：《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45页。

　　[43] 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4页。

　　[44] 陈一云主编：《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45] 陈一云主编：《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46] 蔡虹、胡长江：《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载姜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317页。

　　[47] 参见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48] 参见李少红、肖建龙：《民事诉讼举证制度探析》，载载姜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49] 参见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37页。

　　[50] 对此请参见拙著：《法学方法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尾论部分。

　　[51] 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严端教授，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49页。

　　[52] 转引自陈一云主编：《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