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是有理有据的，特别是在即将加入WTO的今天尤为重要，我国要融入国际大家庭，就必须使法律与国际接轨，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堵塞漏洞，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更好地体现法益，消除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检察院享有诉权，在立法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调整，如诉讼案件的范围、诉讼权利和义务、引起二审程序时称上诉还是抗诉等，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解决，否则，就是一纸空文，而无实际意义。

    二、关于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过于简单，既没有规定检察人员在庭审中的地位，也未规定检察人员应否参与庭审，如何参与庭审，使得各地在执行时花样百出，典型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称呼混乱，有的直接引用法条称“检察人员”有的借用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称为“检察员”。二是庭审程序混乱，有的地方，检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后，就万事大吉，静坐一旁，有的地方在法庭调查结束后，检察人员要发表抗诉意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补充相关规定，但笔者认为，取消这一规定更为合理。

    首先，民事审判监督属于事后监督，对庭审活动不应干预。人民检察院是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应当事人一方的申请，对其在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等方面进行审查，这种监督有别于刑事诉讼监督。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出席法庭具有双重职能：一是代表国家支持公诉，二是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而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不应对庭审过程进行监督，以免干扰正常的审判活动，影响整个民事诉讼体制。

    其次，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目的，是为了起动再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人民法院收到抗诉书后，就应裁定再审，就是说，再审程序的起动是在抗诉书送达人民法院后，而不是在检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后，因此，在庭审中，专门派员宣读抗诉书并无实质意义。

    最后，民事诉讼实现的是当事人主义，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向法庭举证，同时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检察人员出席法庭发表抗诉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抗诉，希望法庭采纳，另一方面也是帮助一方当事人对抗另一方当事人，这是有失公正的。

    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可以避免诸多尴尬，是利大于弊的。

    三、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是否应延伸到执行程序

    《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规定在第二编审判程序里，在第三编执行程序中未涉及到相关内容。有些地方的民行检察部门从检察理论入手，本着改革的精神，在执行监督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参与执行和解、在立案后向法院发出暂缓执行意见书等。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他们认为人民检察院伸手过长，未严格依法办事，有损法院权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从检察权的性质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它应对一切法律实施活动进行监督，以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等一整套的程序行使着监督权，同样，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也应都在监督之列，执行程序只是民事诉讼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特别程序。如将执行程序排除在监督之外，就人为地限制了检察权，使两大诉讼失去了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