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假冒他人署名”性质之我见

　　（一）打破习惯思维定势

　　署名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及其复印件上标记姓名的权利，也称作姓名表示权。署名反映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示署名人是作品的创作者②。可见，署名权作为著作人身权的一项内容，与要求确认自己为作者的身份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一款的规定，姓名权是指公民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的权利。著作人身权实质上是人身权利在著作权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反映，它独立于著作财产权而存在。署名权与姓名权同属人身权，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客体是权利主体特定的人格和身份，而前者的客体则是作者人格具体表现的、客观存在的作品。一般人身权与权利主体的人身是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权利人的人身，就没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荣誉，而著作人身权与权利主体的人身是相互分离的。作品虽来自作者的大脑的思维活动，但作品一旦被创作完成即与作者的人身分离而独立存在。③根据普遍性蕴藏于特殊性之中的哲学原理，署名权与姓名权分别作为上述两种人身权保护的具体权利，也具有相应的特征区别。因此，其重要区别也是在于主体覆盖面的范围不同，署名权仅对创作作品的作者提供人格利益的保护，与现实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作者必须通过作品的直接保护而间接受到保护。但对于本案而言，“假冒他人署名”由于其具有特殊性，所以不应拘泥于作品的是否存在作为讨论的基点，而只有跳出这一习惯思维模式才能在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寻找法律渊源支持

　　署名权作为一项精神权利（英美法系国家所称），在探讨其性质时，我们不妨从精神权利的历史渊源中寻找其根源。精神权利概念来自法国，法国1957年《版权法》第六条将精神权利定义为：“作者应享受对其姓名、作者身份和作品得到尊重的权利。此种权利是永久的，不得转让的，不能凭时效消灭的。”主要的立法宗旨为保护作者的声誉。④

　　1971年伯尔尼公约所说的署名权就包括了：“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并非其作品上署其名（即禁止‘冒名’）”，这是对“署名权”从禁止他人不正当地署名角度去行使的。这一规定已经得到多国版权法的吸纳，“有些不保护精神权利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均把反‘冒名’作为版权法的一项规定。我国从《大清著作权律》到今天台湾省的‘版权法’，都有禁止‘冒名’的规定。”⑤更有日本版权法学家尾中普子对于日本版权法的一段讲解为证：“关于第121条的典型情况是将别人的姓名作为作者姓名用于自己的作品上，即在自己的作品买不出去时，用有名的作家的姓名发表。”⑥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伯尔尼公约的解释，郑成思教授将署名权归纳为正反两方面的意思，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以任何善意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以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从反面讲，作者有权禁止在并非自己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⑦可见，“假冒他人署名”无论在国际条约以及各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还是在学理研究领域中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普遍地将其作为著作精神权利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透视社会兼谈分析

　　根据本案实际，探究《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制裁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是为了加强对美术作品的市场管理和画家姓名权的保护，加大打击制作、销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力度。美术作品由于其本身的价值与作者的知名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样一件作品，署上著名画家的姓名就可能由一文不值变为价值连城，所以美术作品尤其容易被人假冒。在美术作品这样一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上，凝聚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属性，从人身权这方面看，在美术作品的“智力成果”身份中形成了双重保护即对作品基于“智力创造”的保护和对作者基于“作品”的保护，一部作品上所蕴涵的是作者同作品结合点上的权利内容。从本案原告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这种身份来看，其美术作品受到的保护已不单纯作为普通作者的智力成果的性质带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的是一种名人效应，即“美术作品-作者-美术作品”的连锁式反应，可以说，知名人士的著作权由于以往的著作而形成权利，著作则因人的“声誉”而成为更丰富的权利的基础。因此，对名作者姓名在非作者作品上的盗用，实际上是借名人的影响和效应扩大宣传或谋取利益，不仅损害了被冒作者的声誉，还给冒名者带来不合理的经济收入，同时可能影响被冒作者本应取得的收入。故郑成思教授认为，冒他人之名发表非他人的作品是与版权中的精神权利及经济权利都密切相关的，应当列入版权法管辖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