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982年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对进城农民的人身权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城市收容遣送部门任意抓捕关押进城的农民，对之进行敲诈勒索、关押毒打、强迫劳动、强奸轮奸、甚至迫害至死。全国每年收容遣送120万人次，其中北京市1999年收容遣送人数达到149,359人，2000年上半年北京市共收容遣送“三无”人员18万人，超过了1999年全年收容遣送人数的总和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
    [23] 参见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24] 参见夏勇主编、（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民权公约评注》上，毕小青、孙世彦主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年版，第0162页
    [25] 参见周作翰、张英洪《农民自由发展与乡镇体制改革》，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6] 参见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27] 1994年4月3日，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因上访引起当地政府不满，县里派出100多名公安、武警到村里见人就打，连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不放过，严重侵犯了农民的人身安全。参见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110页
    [28]可参见《三法学博士上书质疑城市收容遣送制度》，载《天涯》2003年第4期
    [29]可参见张英洪《劳教制度：是改还是废？》，载《书屋》2004年第3期
    [30] 2003年4月11日，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68岁的老农刘富贵到镇政府要求解决自己应该享受的生活补助，与干部发生争吵，张新国等3个镇干部摁住老农往其嘴里灌大粪。参见《潇湘晨报》2003年6月10日报道。
    [31]地方其实包括省、市、县和乡镇，与农民关系密切的是县和乡镇基层政权，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概称为地方。
    [32]参见（法）克里斯汀?蒙特、（法）丹尼尔?塞拉著《博弈论与经济学》，张琦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3]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报告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依据，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社会阶层和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其中农民排在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九位，仅在第十个阶层即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之上，并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地位最底层的第五社会等级。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