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可称之为“品字形模型”，这是对未来宪政民主成熟以后中央、地方与农民博弈关系的理论假说。在“品字形模型”中，中央、地方与农民在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各居其所，又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中央在成熟的宪法框架内治国理政，地方在宪法规定中实行自治，农民依据宪法行使和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三方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这是一种博弈均衡状态。（见中央、地方与农民历时性博弈模型示意图）
   
    作为转型期中央、地方与农民博弈关系的理论假说，第二种模型即“王字形模型”是我们要重点分析研究的对象。笔者将试图探讨“王字形模型”如何从“金字塔模型”演化而来，以及“王字形模型”的结构特征，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博弈关系及农民人身权保护的后果。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后，在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紧张的意识形态控制，一个全能主义的党国体制建立起来。在这种全能主义国家体制中，极“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泛政治化的群众运动接连不断，中央、地方与农民群众三位一体地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中，三方缺少平等博弈的基本条件。在这种固化的金字塔结构中，共和国虽然也颁布有《宪法》，但它除了是一张废纸，不再有任何政治和法律的现实意义。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都保护不了自己的生命和人身安全，妄论普通老百姓的人身权保护了。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使数千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但又有谁会想到农民的生存权和生命权？那是历史的大浩劫、民族的大灾难、国家的大悲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词。中央对地方放权，对企业让利，对农民松绑。在政治上，农民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禁锢，实现了人身的一次大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物质生活的一次大解放；农民不再向村集体“早请示、晚汇报”，也不再参加“阶级斗争批斗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学习检讨会”，实现了精神生活的一次大解放。中央实行“放权、让利、搞活”的农村政策，使农民普遍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上期，长期受到禁锢的中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的空前解放，这是建国以来农民心情最舒畅的时期。